四、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与提升分工地位的机理分析

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成功起飞，关键是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一）边际成本变化差异：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与后天获得优势边际成本下降

比较优势可以细分为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获得性比较优势。前者包括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后者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网络关系、制度因素等。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先天资源禀赋具有易耗减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而后天获得优势有正向的动态累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边际成本下降或规模报酬上升的特点。前者，如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鲜明的耗竭性，矿产开采后不能再生甚至逐步耗竭，而且，随着埋藏条件好的矿产率先得到开采，以后的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也呈现数量下降、成本上升的特点。相反，技术能力、经营和投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后天形成的因素，则随着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立体化，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的不同效应

如前所述，全球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阻碍功能升级，并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究其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决定了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之间有着巨大的效应差异。侧重于工艺升级的技术进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厂商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厂商，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两者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而侧重于功能升级的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但与跨国公司则是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伊藤元重研究也表明，在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不发生变化；而当扩大出口产业范围并选择缩小技术差距型的边际产业发展时，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就会发生较大变化。

（三）分工效率：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与相对技术进步速率差异

决定比较优势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形成的技术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及制度的适应性、灵活性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产率差异。而要打破现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归根到底应把未来比较优势部门从具有较低的相对生产率，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关键是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这是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石。而决定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动因来自于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

根据弗农的理论，产品周期可以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各不相同。在新产品阶段，美国等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竞争者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产品定型，需求和生产扩大，出现模仿者，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被打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其他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创新国等发达国家企业逐步放弃国内生产向次发达国家转移。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完全成熟，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得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由此不断重复，形成一国产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国际上的产业阶梯转移特征。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进口—进口替代—国内大规模生产—出口—产业转移等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产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阶段性的演替。在全球化条件下，既有可能遵循上述过程，但也有可能有所差别，主要是从行业之间的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劳动密集型部件或环节—资本密集型部件—技术密集型。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每一个阶段是为后一个阶段进行更高级要素积累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缩短而不是延长这一过程。

从技术创新来看，无论是行业之间分工，还是产品内分工，产品创新一般是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一般集中在过程创新（工艺创新）。根据厄特巴克-艾伯纳西和杜西等人的研究，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特征。在不同的阶段，技术创新特征和创新速率是不一样的（柳卸林，199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承担产品标准化阶段至多是成熟阶段的生产，技术创新以过程创新为主。如图2-3所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大规模化生产阶段，通过在前期干中学的基础上，创新速率最快。因此，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既不是以创新阶段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是标准化阶段的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而是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技术基本定型、比较优势逐步下降，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培育有可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行业。

（四）改善分工效益：提升市场势力与改善贸易条件

寻求动态比较优势，并获得相应的国民福利，除了上述生产率上升率因素外，还要考虑到效益的实现，要努力寻求提高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实现价格。其中主要受到市场势力、供给水平和供求弹性差异的影响。市场结构的影响决定了分工提高效率以后带来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够双方公平享有。如前所述，现实中贸易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确定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公平交易，还由市场势力所影响。因此，分工利益的分割与分工效率是不对称的。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比较强，能够拥有分工的超额收益；处于过度竞争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较弱，实际收益通常会偏低。比如，沃尔玛等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采购，采购量越多，给价越低；而我国在海外大宗资源采购，采购量越多，价格越高。如果出现分工被锁定，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势力更加微弱。

市场势力的形成既包括产业集中度决定的市场结构，也包括从产业链和价值链来看，对技术、营销网络和供应链等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从产业集中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业，而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则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和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控制来看，由于我国在全球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过度依赖加工贸易，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环节滞后，实际上是我国制造企业之间存在过度竞争，而高端环节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明显的佐证是，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时，出口退税到什么程度，国际采购商就压价到什么程度。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既是要素条件比较优势从比较低的层级向比较高的层级提升，也是市场竞争过度竞争的减弱而市场势力增加、议价能力和“寻租”能力增强的过程。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据轻工协会调查，2006～2010年，由于提高产品档次，使相关纺织品服装出口单价提高34%，其中服装及附件出口单价提高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