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

口译思维加工涉及译员大脑接受外界（声音）讯息，经过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过程，在记忆协调、语境协调、主体协调、语用推导等机制运作的促进下，获得新的概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整合、词汇整合、语法整合，完成内部转换，产生新的译语（语音）表达，因而是复杂的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过程，包括记忆、语言、视觉、执行、计算、推理、判断、抉择等方面。口译思维加工障碍指上述认知功能中的一项或多项任务执行不力，从而阻碍系统整体运作，表现为主体感知受阻、原型突显不利和认知协调不畅等不同范畴加工障碍。

描写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构建口译模型，模拟加工过程。鉴于口译的交际敏感性和认知复杂性，研究视角涉面广泛，如人类学研究、社会职业研究、机构研究、交际互动、语篇和话语过程研究、认知加工和大脑皮层神经探索（Pöchhacker & Shlesinger，2002：85-109）。西方学者（Gerver，1976；Fabbro & Gran，1994；Gile，1995；Seleskovitch & Lederer，1995；Setton，1999；Anderson，1976/2002等）大致从语篇、环境和主体三个范畴维度切入，发现影响口译思维加工的因素分布表现为结构相异性、处理瞬时性、大脑偏侧性、认知程序性、输入多样性和主体社会性等，比较有启发性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层面：语义提取障碍，精力分配障碍，表征协调障碍和工作记忆障碍。

下面结合帕奇哈克（Pöchhacker 2004：95-106）对于口译认知程序的分类方式，梳理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多方面因素，检视不同视角的口译思维障碍的研究特点、贡献与不足。

一 语义提取障碍

语义是心智活动，包括思想、认知、概念化等，所有这一切都内化为我们通过语言对世界进行分类或传递经验的方式（Leech，1981）。释意学派特别强调口译思维加工程序的听解环节，所谓听解就是要对其中的语义或思想内容（sens^[1]）进行解析，并非解析包裹思想的语词外壳，而是思想内容本身，即语义。鲍刚（1998/2005）在国内第一部口译理论论述中，特别强调接受声音讯息的伊始就要开始语义解析。释意学派认为，口译思维加工是一个呈三角关系的处理过程（a triangle process），可以通过语义三角模型（The Triangle Model，以下简称三角模型）^[2]得到描写，其中处于顶端的是话语所携带的语义或思想内容（sens）。语义提取障碍就是对源语符号所携带的思想内容无法完成解析任务。

该思想体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法国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校（Ecole Superieured’Interpretes et de Traducteurs- ESIT de L'Universite Paris Ⅲ Sorbonne Nouvelle）的口译任教人员及从业人员提出，领军人物是口译学者兼会议译员的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D.Seleskovitch）、玛丽安娜·勒代雷（M.Lederer）等。释意理论的初衷是为欧盟会议口译服务部门提供译员培训方案，因此他们将研究对象对准口译思维加工的语义传递过程。主要观点是，语义理解乃口译思维加工的核心，口译的关键是语义对等（sens equivalence），而不是专注于语词转换（verbal transfer）。根据该论说，如何正确摄取源文的语义并使译文在听众产生听懂效果（making sense）就成为探究口译思维加工过程的首要任务。

释意学派认为，处于三角形底部两端的分别是源语和译语，所谓sens是指：第一，对语音信息进行接收感知，获得知觉；第二，在接收的语音信息中，基于语音和认知补充，形成语义初迹；第三，从语言形式进入认知记忆的非言语概念状态（Pöchhacker，2004：97）。这种语义导向的认知描写集中体现了释意学派以脱离语言束缚的语义或思想内容为核心（with sense as its core）而非语言转换程序的理念（Seleskovitch，1978/1998：336），比较清晰地勾画了释意学派关于口译思维加工中语义的核心内容。瑞士口译研究专家艾赫贝尔（Herbert，1952：9）最早提出的口译过程描写中，口译过程由“理解”（understanding）—“转换”（conversion）—“传达”（delivery）三部分组成，与释意学派结合心理和认知语义加工程序的口译过程描写相比，艾赫贝尔的专注点仅在于围绕语言和口译技巧的相关问题，其观点尚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但可视作口译经验研究的经典。总之，三角模型试图说明，翻译的基本任务不是语言的符号转换，而是译员对语义内容的理解与表达，语义提取正是首先且不可回避的障碍。

根据口译认知程序的描写，译员将所获得的源语语音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译语表达之间，一般需要经历以下步骤。

第一，解析源语表达。在这一环节，用携带思想的符号与围绕符号的超语言信息相结合，获取源语（language 1）所表达的语义初迹。译员仔细聆听充满意义的语言符号，通过分析和理解，提取这些符号所代表的语言现象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因此，该环节是连接演讲人与译员之间的重要纽带，其主要任务是话语阐释或解析（interpretation or exegesis of discourse），标志口译思维加工的开始。

第二，对所接受的源语词句进行语义加工，使其变成思想。在此环节，感知源语的思想内容并使所获得的感知脱离源语语言束缚（Seleskovitch & Lederer，1989/1995：22）。在这一环节中，大脑迅速主动地抛开承载源语思想的语言符号（词汇或语法结构），汲取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包括由语言符号而来的认知和情感意义，即达到“脱离源语语词外壳”（dé-verbalization）的状态。该环节位于语义三角模型的顶端，是口译思维过程的关键认知，也是释意学派的精髓。

第三，译语听众接收信息。在此环节，需要用另一种语言（language 2），即译语的语言符号表达语义加工环节所说的思想。译语表达的要求是既要表达出原话语的全部内容，又要使听众能够听懂。通过言语表达，完成源语信息内容的重组（reformulation）。这一环节标志着口译思维加工的结束。

释意学派语义加工模式旨在说明，翻译不是一个从源语到译语的简单转码过程，而是一个理解源语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因为源语话语一经说出，其表达形式便立即消失，但源语所携带的思想内容可通过话语分析和语义阐释，变成译员的思想。正是译员头脑中“尚未形成语言形式的思想内容”（Seleskovitch，1978：113）可经由译员之口，通过译语形式得到重新表达。问题是，要在瞬间做到迅速脱离源语形式，有效获得形式背后的思想并非易事。针对这一困难，勒代雷特别强调口译加工中的认知补充（Les compléments cognitifs）机制，该机制涉及社会、文化、情感等因子，她认为有效及时的认知补充可以帮助解释完善话语—思想—话语转换（Lederer，2001：22），因此，认知补充可看作解决语义加工障碍的认知工具。不过，释意学派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这些认知补充的运作机理，也缺乏对此开展有说服力的数据论证。

语义加工障碍研究的特点是对一般翻译过程进行高度抽象，这种语义抽象化表征引起了后来不少学者的兴趣。伽西亚·兰达（Garcia-Landa，1981，1998）将口译思维加工解释成两组相互关联的话语行为，位于顶部上端的是意义等值原则（equivalence of sense），并针对该等式，推导出相应的数学公式。可罗诺摩（Colonomos）的语义加工模型则围绕非形式的概念信息、各类记忆机制、监控机制以及反馈机制运作（Pöchhacker，2004：98）。许明（2010）针对“脱离源语语词外壳（dé-verbalization）”的独特认知尚未得到明晰的现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认知推论，以了解这一特殊认知机制的形成与障碍。俞玲琳（2015）聚焦汉英口译中习语口译这一特殊语言现象，通过对语料的采集、整理、分析来研究习语口译过程中的认知补充现象，探讨在口译实践过程中如何进行认知补充，同时发现口译理解记忆过程和重构产出过程中不同认知因素的交汇可能导致语义加工障碍。

以上表明，语义加工描写的关键环节是脱离源语的语言结构并获得源语思想内容，要完成这一环节的认知任务，源语所携带的话语意义要结合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识，瞬间且同时完成三项任务：获取言语的词汇内涵、获得言语的功能理解以及取得语词的相关知识。如此，口译的加工处理就不同于先前所认为的简单语码转换，而是融语言结构单位、知识单位和认知补充单位为一体的认知加工过程，这种高度融合的认知加工特色正是语义加工障碍所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研究口译学员工作过程中概念框架构建障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语义三角模型及其解决语义加工障碍的努力为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系统研究起到引领性作用，然而受方法论和研究目标的局限，其在解释充分性方面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认知处理方面也存在需要深入的课题，主要有三：

第一，对语义概念的认识。从对sens的解释来看，它是语言与认知相结合的结果，然而，该过程的解释并没有涉及思维主体的主体性参与互动，那么，语言与认知的结合就只能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术语解释，而不是动态的经验认知。尽管语义三角旗帜鲜明地反对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字面意义，但并没有真正脱离将语义内容或思想内容视为客观事实的囚笼。同时，释意理论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口译思维理解中的“语义单位”（unit of sense）的认知内涵有待多方面的数据支持。如此一来，口译思维加工的核心语义或思想内容还没有摆脱传统语义学的意义认识。如果关于语义的核心概念不能解决，语义提取障碍的认知理据就不能得到科学解释。

第二，语义推进的关联。尚未澄清从源语表达中获取源语的语义感知与脱离语言外壳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即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的过渡有无认知上的关联性？关键的第二步——“感知源语的思想内容并使所获得的感知脱离源语语言束缚”分别与其他环节如何产生有效关联？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衔接又如何得以发生？假如每个认知步骤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就无法解决口译认知并行引起的思维加工障碍。

第三，驱动程序的运作。脱离语言外壳认知机制及由此引起的认知加工障碍的驱动原则、内部运作机制如何？认知补充是解决语义提取障碍的一个途径，那么，根据吉尔（Gile，1994）曾提出口译思维加工从输入I（Inputing）到输出O（Outputing）之间经历了程序处理P（Processing），脱离语言外壳这一程序的大脑处理过程该如何描写？该疑问涉及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研究话题，也是学界最为感兴趣的课题，催生出更为深入的相关探索（许明，2010）。其实，对于三角顶端语义运作及其所引发的语义提取障碍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从释意学派理论体系的本意、目标来寻找答案。

总之，描写口译思维加工过程的三角模型突出了语义的中心地位，那么语义提取障碍的驱动、运作和控制机制就是该学说致力解决的关键，也是思维加工障碍研究的典型。释意派先驱在自身的实践经验、心理研究和认知思考的基础上，强调口译是围绕意义而非语词的翻译活动这一核心，其中关于语义加工、话语分析、认知补充和意义单位等认知推断不但在不同程度解决了语义提取障碍的困难，而且对口译教学与培训具有积极作用，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开始走上关注语义提取而非语法的道路。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语义三角模型尚存在一定的认识上的模糊，要真正弄清口译思维中语义提取障碍的实际状况，还需多角度观察和实证检验。假如这些问题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该理论构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就会大打折扣，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认知解读也难以取得满意结果。

二 多任务处理障碍

多任务处理障碍主要针对口译思维加工过程如何应对多重认知任务同时出现的困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有勒代雷（Lederer，1981）提出的多程序心理运作加工、基尔霍夫（Kirchhoff，1976/2002）多层加工模型（Multi-phase Model）中的多阶段信息加工，以及吉尔（Gile，1983，1990，1995，Gile，1995：160）为应对口译思维中认知负荷带来种种挑战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多程序心理运作加工涉及八个心理运作程序（Eight Mental Operations），心理运作程序障碍是口译心理显现时出现的加工困难，心理运作包括连续运作、间歇持续运作和间歇性运作三类，连续运作包括听力解析、语言解析、概念解析（通过输入语言与背景知识的整合推动工作记忆）、译语重构（从认知记忆推出译语表达）四个程序；间歇持续运作包括情景知识和自我调节两个程序；间歇性运作包括语码转换和词汇寻回两个程序。每一类心理运作的内部程序协调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程序运作（八项认知程序）如何得以瞬间完成联动，成为抑制心理程序运作的最大障碍，如何消解这些复杂的心理运作障碍正是该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针对口译多阶段加工的障碍研究则借用信息科学关于解码、重组、产出和监控等术语，讨论记忆机制中影响信息输入短时存储的复杂机制，破解源语和译语之间的句法转换机理，针对译员心理语言处理障碍，解决多阶加工面临的困难。因此，多阶运作障碍研究的重点在于解决认知负荷压力、提高加工能力等心理加工问题。该研究彰显口译认知思维加工所面临的多阶段心理运作难题，即为完成口译任务，认知能力超出处理能力限度时所产生的矛盾。

1986年，意大利特里亚斯特大学召开第一届会议口译国际研讨会，来自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的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对释意学派语义加工模式提出质疑，并针对译员多任务处理能力的构成与处理难题，提出了口译认知负荷模型构想^[3]（涵盖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种方式）。认知负荷研究的重点在于解决口译思维加工中如何应对有限精力分配障碍，以完成瞬时处理收听、理解、记忆、产出等几乎同时发生的各项任务，基本研究路径是从口译培训与实践中取证和建模，并借助认知科学的方法展开实证研究。

针对思维加工中的精力分配障碍与认知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两项假设：其一，口译认知要求译员具备某种心智精力，但人脑的这种精力供给是有限的，由此产生协调障碍；其二，口译认知加工需要动用所有心智精力，且其需求量往往超过精力提供的能力，这也是导致口译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

认知负荷涵盖三个基本成分：（源语）听解负荷（The Listening and Analysis or Comprehension Effort）、（译语）产出负荷（The Production Effort）和记忆负荷（The Memory Effort）。

听力负荷指所有关涉源语理解运作的认知努力，包括分析抵达译员耳郭的源文声波、进行语词辨析和判断话语意义等认知过程。实验证明（Gerver，1976；Lambert，1988），源语理解不仅涉及辨别语词，还要推断语词意义，并在接下来的行动方案中进行在线评估。因此，就译员而言，源语理解负荷可能超过普通听众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语理解负荷，这主要由于译员必须掌握所接听的全部信息，而普通听众只专注引起兴奋点的局部信息。此外，一般情况下，会议译员的专业背景和技术术语都不及听众中专业人士的专业水平。因此，口译思维加工过程的理解不仅是心智运作，更是进行加工能力管理的关键环节。

产出负荷针对的是口译输出环节（用P表示）。在同声传译中，产出负荷涉及从源语心理表征和言语表达计划以及表达计划实施的一系列心理运作；交替传译中，认知负荷分布于两个生产过程，首先是信息听辨与笔记记录，然后是译语产出。同源语理解一样，译语产出也是一种心智行为，需要大量认知努力，由于讲话人携带言语意图的话语产出并不总是准确和流畅的（Holmes，1988/2000：180），加上译员在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对于产出信息存在种种不熟悉，产出负荷成为译语产出加工的基本障碍。

记忆负荷是口译思维加工得以延续的纽带，由于声音信息接收的瞬间与完成口译产出的瞬间具有时间延迟性，语音切分首先进入记忆并参与分析，然后才是词语辨别。这说明口译思维加工中的短时记忆包含信息储存程序，以备后用，因此，口译记忆也是非自动的心智运作。鉴于此，吉尔（Gile，1995）提出了一系列描写口译工作特点的工作模型，如“同传口译模型”“连续口译模型”和“口译理解模型”等，所拟构的精力分配公式正是针对认知负荷分配障碍而做出的努力。

精力分配不平衡引起多任务处理障碍，基本原则是（L+P+M）＜Capacity。其中，L 代表源语听解负荷，P代表言语产出负荷，M代表短时记忆负荷。对该原则进行解读，发现在口译思维加工中存在一个开展认知处理的有限心智，即口译能力，而听解、产出和记忆三类心智负荷的总和应该小于译员进行认知处理的口译能力。以此为依据，吉尔分别对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与认知处理能力进行了公式化描写，为保障认知处理的效度，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解决实际工作中二者往往不能保持平衡的矛盾。简要介绍如下：

同声传译思维加工用SI=L+P+M+C表述。

同声传译思维加工过程涉及各类认知负荷成分，除上面提到的L、P、M外，加了一个新的成分C，其作用是协调其他三类认知负荷成分。

口译处理能力的问题用TR=LR+MR+PR+CR^[4]表述。TR（Total Requirements）是能力总需求，LR（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L）表示源语听解能力需求，MR（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M）表示短时记忆能力需求，PR（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P）表示译语产出能力需求，CR（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C）表示协调能力需求。

为获得同声传译处理效度，还需符合以下5个条件：（1）TR＜TA；（2）LR＜LA；（3）MR＜MA；（4）PR＜PA；（5）CR＜CA。这表明能力总需求量不超过口译处理能力的总数。

基于以上原则，针对交替传译的认知负荷分布也得到描写，分两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Interpreting=L+N+M+C，表明该阶段口译思维加工是听解L（Listening & Analysis）、笔记N（Note-taking）、短时记忆M（Memory）与协调C（Coordinating）所承受的负荷之总和。

第二阶段：Interpreting=Rem+Read+P，表明该阶段口译思维加工是记忆寻回（Remembering）、笔记朗读（Note-reading）与译语产出（Producing）所承受负荷之总和。

为获得交替传译的处理效度，亦需满足以下5个条件：（1）LR+NR+MR＜TA；（2）LR＜LA；（3）NR＜NA；（4）MR＜MA；（5）CR＜CA。

假如条件（1）不成立，则系统处于饱和状态；若条件（2）条件（3）或条件（4）不成立，则即使认知负荷总量小于口译处理能力，仍会发生口译失误。

以上说明，认知负荷研究主要针对口译多任务处理程序而开展，针对译员如何进行精力分配障碍这一核心问题，寻求听解、记忆、产出（交替传译还涉及笔记记录、朗读和短时记忆寻回）几乎同时发生的认知程序及其所涉及的认知付出，洞察口译工作状态下实际所需心智负荷与认知处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以提高口译水平。

从理论假说来看，认知负荷模型立足于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深刻性；从论证过程而言，该研究关注从口译实战获得研究语料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具有可操作性；从应用层面来看，该研究对分析口译过程中的“错译和漏译现象有较强的说服力”（梅德明，2008：25）。

总之，以心理运作、多阶段和认知负荷模型为代表的多任务处理障碍研究重视口译认知区别于其他言语交际或笔译过程的独特性，并进行实证探讨，极大丰富了口译思维加工研究的视角。然而，对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系统研究而言，聚焦精力分配与口译处理能力的认知负荷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没有深入探究口译多任务处理障碍的概念化构建。主要是针对认知负荷的模型构建，对于口译思维操作的整体信息流程尚缺乏时实考虑。事实上，口译思维加工中还涉及一些不可绕过的关键认知变量，如语篇因素（语篇要素构建的语篇框架）、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现场情景、技术设备等构建的语境框架）和主体性（发言人、译语听众与译员思维关系构建的主体性框架）因素，这说明口译认知是涉及多种概念化运作的系统行为，若不能综合考虑这些概念化运作，就难以对口译思维加工障碍进行更客观描写。

第二，没有揭示口译认知负荷研究的认知动因。影响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过程的认知负荷涉及许多变量，有关精力分配和处理能力以及制约条件的公式可以解释口译加工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口译失误现象，认知负荷触发机制可用来解释口译多任务处理困难的原因。然而，口译思维加工的触机是否来自译员处于认知处理能力极限的负面状态，尚需新的理论与实据论证。这说明，认知负荷研究对人名、地名、数字和术语等可能造成连环口译失误及其对策等方面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对于引起多任务处理障碍的认知动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三，口译思维加工的认知成分和制约成分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多任务处理障碍研究不能绕开译员多任务处理心智运作的全方位启动，其前提在于承认口译认知处理是从源语到译语思维的非线性信息加工，涉及多层次、多维度的网络复杂认知构建。鉴于认知负荷模型的基本目标主要针对口译思维加工中精力分配与口译能力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心理表征认知运作所涉及的各类认知成分及其与制约因素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各类认知结构的内部相关性方面尚缺乏探讨与验证。

三 表征协调障碍

表征协调障碍主要针对口译思维加工的表征复杂性，对口译思维的心理表征及其相互关系开展微观描写，聚焦复杂性口译思维加工运作的表征协调机制，通过跨学科多元运作方法，考察口译认知加工的复杂程序。

根据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工作模式，表征协调障碍研究分为两类。其一是信息处理心理学研究（Informa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y），建立基础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关注点是基于计算机隐喻的心智运作；其二是同传过程的认知语用研究（Simultaneous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with a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理论基础是第二代认知科学，采用跨学科多元研究方法。下面分别回顾并述评。

信息加工心理学对于口译思维加工研究的主要体现在对于口译行为过程心理表征的描写，将信息加工对象如词语、标记、记号等各类符号作为观察对象。研究（Massaro，1978）发现，口译过程涉及“几乎所有的信息加工理论层面”（高彬，2008：21）。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心理学家注意到口译过程心理表征的突显性，希望通过同声传译口译实验来论证各种心理学理论。实验过程中，他们结合实验心理学与心理语言学方法，通过对口译思维中复杂性心理表征的观察，揭示人类在语言、行为注意和记忆等方面的心理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1）考察口译信息的输入表征和生产输出表征，围绕心理结构与程序理论（Mental-Structure-and-Procedure Theory），专注信息流发展趋向（flow-chart model），通过实验心理学的办法，对同声传译过程的心理结构及其认知程序的表征障碍进行论证（Gerver，1976）。

（2）针对同声传译中记忆结构与加工运作，探究关于语境知识、概念结构和百科知识的概念基础及言语感知结构的心理构建，对口译思维记忆表征障碍开展心理语言学探索（Moser，1978）。

（3）为解决法庭口译中对于归约性、复杂性口译思维表征的线性处理障碍，González（1991）基于口译思维运作的联结主义理论，提出同声信息处理模型（Simultaneous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试图协调这种规约性翻译与复杂性表征并存的认知行为矛盾。

（4）针对双语失语症的联结主义口译思维研究，描写记忆常量缓存、心理信息处理与非语言表征在口译思维过程的表征障碍。帕哈迪斯（Paradis，1994）提出多维平行信息加工理论（Multiple Paralle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突显了口译思维分阶段信息处理的自动化特性以及多任务加工的心理表征障碍。谢尔诺夫（Chernov，1979/2002）的主位/述位与可能性预测（Theme/Rhyme，Probability Prediction）和龙斯达尔（Lonsdale，1997）的口译多重运作的计算机执行程序（computer-base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preting operations）则探讨了口译思维加工中的复杂性表征结构（Pöchhacker，2004：101）。

在信息加工心理学看来，人的认知系统可看作计算机信息加工系统，对口译思维的心理表征往往通过串行流程图来描写，如通过结构与功能组件表示在口译思维中某个具体阶段的信息加工，寻找可控性认知决策点以及心理表征协调障碍机理（Gerver，1976；Moser，1978），这为口译思维障碍研究提供了信息加工心理视角。尽管如此，以上研究对口译思维障碍的解释尚存在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未充分关照思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因此译员工作的心理表征都被符号化，意义的数学客观性也是实现预设的，那么口译思维表征障碍研究就排除了人类特有的理解能力因素，有悖于口译意义传达的基本目标。

第二，未充分关照概念结构的认知意义。信息加工心理研究主要通过语词分析、句子分析和语法结构来对口译思维加工状况进行推测，并非真正触及加工实质，对于口译表征障碍的论断与检验也建立在这些推测上，尚不能反映口译信息加工的机制运作。为解决口译表征障碍的难题，应当首先解答诸如什么是口译思维运作的心理表征的实质？这些表征如何呈现？语言结构与概念结构关系如何？等等。

第三，未充分关照口译思维的整合加工特性。上文提到的各种信息加工心理模型更适合解释单语状态下的思维运作，而对于口译思维并行运作的表征障碍机制还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因此很难确定由于监听、解析、记忆、协调、编码等不同程序共同处理工作而引起的认知障碍，而这正是口译思维障碍研究的关键。由此可见，准确描写口译思维障碍的认知复杂性尚需努力。

20世纪末，表征障碍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主要得益于司徒罗宾（Setton，1999）针对同声传译过程中的认知表征所取得的进展，如中部表征（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语境化表征（contextualization）等，该研究结合联结主义与计算机语言分析技术，对考察口译思维加工的表征协调障碍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其主要贡献反映在认知用语视角的同声传译会议口译模型^[5]的理论构建与数据论证中。

同声传译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是有关感知、认知和语言研究的相关理论。该研究认为口译无法绕过认知功能与话语理解，不仅涉及意义产出与意义表达，更是有关意义集合的表征，引起思维表征自动性的控制动因成为关注的重点。为此，必须首先解决形成自动性的表征协调障碍。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是对以往研究的突破，因为无论是基于语料库的考察还是信息处理的模型构建，都仅关注可触及的处理程序。事实上，一些外围系统的运作机制，如关涉词语辨认和发音接合等表征运作或许是更利于实验操作的变量（Setton，1999：64），这为开展口译实证研究提供了操作指南。

认知语用视角的表征障碍研究包含四大要点：第一，认知描写。描写口译认知程序，如理解程序包括视听、认知输入、词语辨认以及对以上的序列分配，并对各程序之间互动程度开展探究。第二，语境化处理。强调意义构建在一个统一的组装机制内进行，对语篇的言语理解需要进行进一步语境化处理，有助于了解语境化障碍表征。第三，中部表征。将一个总管全局的表征机制置于所有协调和判断的枢纽位置，这也是思维协调障碍的核心。第四，关系论证。论证同声传译的动态性表征和认知处理能力与口译所承担全部认知负荷之间的关系。

基本架构如下：

在总体表征中，基本组成包括输入、处理、自适应记忆等。

输入成分包括：发言人、其他视听、译员话语。

处理过程包括：词语辨识（发声识别、特征检测）、汇编程序（语法分析程序、语词语段摄取）、执行程序、公式化和发音。

工作记忆（短时和中时）包括：激活空间中的任务心理模型、执行程序、短时接轨记忆（非表现），短暂表征（3—4秒）、听力汇编程序的语段内容，此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水平则是内容详细度。

另外，大脑的存取区还包括丰富的存储内容，如源语与译语的语言知识（语法规则、词汇〈词语和短语〉、公式、跨语连通关系等）、情景知识、世界知识或百科知识（谌莉文，2011：40-41）

该研究拟定了一连串用于实证研讨的具体问题，通过对语境运作与交际意图的描写，为解决表征协调障碍提供思路。这些问题包括：译员用来进行口译处理的线索是什么？语言结构是否影响同声传译过程的障碍？何种错误或失误反映表征协调性障碍？何种失误反映语言能力欠缺？哪类错误是由非语言知识缺乏引起的？结构转换模型、语言配对显性线索的使用、口译情景（如区分模拟环境或真实环境）或话语模式（如区分背诵演讲与即兴演讲的输入要素）？同声传译过程中部表征构建受什么因素制约？等等（Setton，1999：100-103）。

归纳起来，关注认知语用视角的表征协调障碍研究具有以下先进性：首先，基于心理语言学关于单语的言语理解与产出的基本模型，研究基础比较扎实；其次，涉及有关声音、形式和意义等不同层级的输入成分，障碍机制研究比较系统、全面；最后，研究理据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该研究借鉴了心理语言学的标准语篇，描写话语理解阶段的感觉、辨识和解读（Clark & Clark，1977），从介词的模糊消解引发语境与框架知识的构建研究（Sperber & Wislon，1986；Fillmore，1985），并进行话语产出阶段的解码和发音接合研究（Levelt，1989）等（Setton，1999：64），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因此，认知语用视角的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可视作口译认知能力与功能潜力的综合性探讨。

认知语用研究不仅融合交叉学科的成果进行理论构建，而且利用计算机语言分析进行数据处理，相对于先前的同类研究而言，认知语用模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该研究曾被誉为口译认知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Pöchhacker，2004：96）。不过，正如所有科学研究一样，基于认知语用视角的表征障碍研究尚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比如：

第一，关联论框架之于口译表征协调障碍研究是否具备解释充分性？认知语用加工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语用学视角的关联论思想，然而，关联论的核心目标是解释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理解过程，就一个理论体系来说，关联论是一个概括性的理论构想，在许多细节方面还有待微观描写与进一步验证。因此，以关联论为理论基础开展口译表征协调障碍探索是否具有解释充分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口译思维加工过程的语境化运作如何影响中部协调障碍？作为认知语用口译思维构建的关键术语，语境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认知理据是什么？语境化的构建程序如何？语境化与同声传译认知过程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何？这些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我们认为，语境化作为口译认知加工程序中不可绕过的认知程序，澄清其本质内涵与机制运作是揭示口译思维表征障碍的关键。

第三，与中部协调障碍相关的概念框架和中部表征的运作方式如何？口译思维加工的认知语用模型整体架构上是对同声传译过程的线性描写，其中关于框架、表征等都是认知线路图上的规定性术语，也就是说，仅凭这些概念无法解释口译所传递的核心意义如何在认知过程中发生内部变化的难题。假如不能描写意义的动态构建，就无法解释变化多端、不断整合、持续更新和瞬时推进的口译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思维现实。

四 记忆加工障碍

口译之所以视作一项复杂的双语交际活动，是因为它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听力感知、启动记忆程序并产出连贯语篇，面临信息保持与重叠加工的双重压力，这无疑需要一系列精巧有序的认知功能协调机制，其中最有助于我们区分口译与笔译或其他双语交际行为的基本功能就是工作记忆。

口译涉及各类不同的认知与语言能力，完成口译交际任务需要高效灵活的注意力资源、对源语的理解能力以及多重语音、音系、语义和语用的在线处理（Morelli，2005），这些认知加工促发了口译背后认知功能的潜能，其中工作记忆是影响口译认知处理的关键要素（Daro，1989）。总结起来，关涉记忆检索障碍的研究大都通过拟构认知模型展开，根据研究内容和重要发现可大致分为三方面：中央执行机制；记忆存储容量；译员行为干预。

工作记忆的相关研究一般集中于同声传译研究，学者们往往提出工作记忆模型，采用实验法展开研究，并运用E-Prime，DMDX等实验软件进行设计和分析（仲伟合等，2012：85）。较有影响力的工作记忆模型是Cowan（1988，1999）提出的嵌入过程模型（Embedded-processes Model）。其理论假设是，有效记忆是由记忆激活机制运作而引发的认知处理、执行机制和长时记忆唤醒机制的协同成果。工作记忆属于有限记忆体系，关涉记忆时间与记忆容量，各类认知表征在10—20秒之内受到激活，可记住（4+1）个相互之间并无关联的项目，因此，工作记忆模型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记忆与口译之间的联系，如“班德累因素模型”（Baddeley's Multiple-component）（Baddeley，1986，2007，2010；Baddeley & Hitch，1974；Baddeley & Logie，1999）。

第一，关于中央执行机制的研究。工作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记忆体系，关乎复杂认知活动的必要信息储存和处理，以使译员主体可以理解与表征环境（Baddeley & Logie，1999）。根据班德累和伊奇（Baddeley & Hitch，1974）提出的初始模型，在记忆系统的中央有一个中央执行机制，负责控制与协调两个子系统：语音回路和视觉系统，前者掌管词汇和听觉信息的短时储存，后者协调视觉和空间信息，对中央执行机制的认知功能影响最大的正是工作记忆。在此，工作记忆被看作一种记忆控制系统，负责与长时记忆有关的各类表征与认知激活。中央执行机制是注意力控制系统，主要用以激活长时记忆中的程序与表征，该执行机制运作对记忆检索障碍有决定性影响。执行运作效度的检验一般采取听力跨度任务（Listening Span Task）（Daneman & Carpenter，1980）来完成，考察目标是受试对一组句子的口头表达、每句的语义准确度以及（每句）最后一个词的序列回忆。积极词汇信息受语音回路控制，可以通过利用发音演练系统（articulatory rehearsal system）获得短暂维持，最后被中央执行机制或由此激活的处理程序所利用。最常用的语音回路检验方法是数字跨度任务，考察目标是让受试者说一段数字，然后要求其迅速回忆数字序列。视觉空间信息储存于视觉空间画板，中央执行机制或激活程序可在需要时使用。不管是儿童时期还是成年时期，工作记忆的三种要素均与大脑认知加工过程广泛关联，如语言和词汇习得、阅读理解、算术能力习得、心理算术、预期规划、空间线路认知以及智力（Injoque-Ricle，Barreyro，Formoso & Jaichenco，2015）。

后来，该模型增添了一个新元素——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作为联系各相关系统的接口，通过中央执行机制将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构，形成情景表征。

第二，关于记忆存储容量的研究。记忆加工障碍一直是口译认知研究的关键问题，达罗和法布罗（Daro & Fabbro，1994）、吉沃（Gerver，1975，1976）和摩瑟（Moser，1978）的同传认知模型中都突显了工作记忆的关键作用，不过针对记忆检索障碍的研究还普遍停留在对储存容量的探讨上。吉沃（Gerver，1975，1976）是较早开始研究口译认知模型的先驱者之一，专门提到语篇加工的不同阶段都有一系列短时储存认知。他认为源语语篇在一个输入缓冲区中，通过与长时记忆的融合，承担着激活丰富语言单位和严格语言加工的任务。信息一经处理，就进入输出缓冲区并在此得到附加调控。两个缓冲区相对独立，分别掌管源语和译语。在摩瑟（Moser，1978）的认知模型中，工作记忆受控于抽象记忆，既是结构的也是功能的。抽象记忆负责语篇单位的语义和句法加工，并与概念基础和语码加工合作加工。此外，达罗和法布罗（Daro & Fabbro，1994）从心理学视角整合同传认知加工的主要研究发现和工作记忆，其认知模型相当于当前记忆系统模型（current memory system）（Timarova，2008），内含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两个系统。工作记忆的理论基础是班德累和伊奇的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1986；Baddeley & Hitch，1974），只选取了中央执行机制和语音循环，但没有特别强调执行要素。据此模型，工作记忆是在目标语语篇干预下的针对源语语篇的被动储存，因此容量有限。

第三，关于译员行为因素的研究。译员行为干预也存在许多不定因素，一般来说，口译工作记忆研究对象包括译员、（同传）口译学员、具备一定目标语语言水准的人士等，然而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比如，一些研究发现不同组别之间具有重大差异性（Padilla，Bajo，Canas & Pidilla，1995；Padilla，Bajo & Macizo，2005），另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组别之间没有明显差异（Chincotta & Underwood，1998；Liu et al.，2004）。

帕底拉等学者（Padilla，Bajo，Canas & Padilla，1995）考察译员对工作记忆的主观需求，提出好的工作记忆能力是获得同传整体工作能力的前提，工作记忆能力可以从培训中得到提高。为验证其假说，他们评价译员工作记忆的存储和处理能力，对照组是没有做过译员的普通人士，变量是数字广度和听力广度。研究发现，同传译员在两项任务的分数均超过对照组，说明译员具有较高的记忆存储和记忆处理能力。在克里斯托弗等学者（Christoffels，DeGroot & Waldorp，2003）的研究中，口译绩效与工作记忆任务有相关性，说明工作记忆广度有利于提高其口译理解与产出能力。还有研究（Liu et al.，2004）采用组间对比，对口译初级学员、较高水平译员和职业译员的听力广度进行控制，结果表明，各组在工作记忆任务执行成绩上没有出现差异性。

此外，邹、伊思拉米、陈和韦德四位学者（Tzou，Eslami，Chen & Vaid，2011）观察语言水平和同传培训对同传绩效的影响，针对数字广度和阅读广度两个变量对口译学员和普通人士开展实验，发现工作记忆对策与同传绩效之间正相关。张威（2012，2014）提出同声传译环境下工作记忆资源的运作模型，主要包括口译语境、记忆系统和口译加工三部分，明确了口译语境对记忆资源的制约与影响，展示了同声传译操作中以工作记忆为核心的记忆系统在信息接收、分解、存储、加工、监控、输出、反馈等环节上的运作过程，揭示了工作记忆与口译操作及效果间彼此制约的关系。通过实验研究，进一步发现，记忆训练对提高口译学习效果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记忆协调性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的影响要强于记忆容量的训练，在口译学习初期，记忆容量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的影响更加明显，随着学习经验的丰富，记忆协调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促进作用相对越突出。

与前人不同的是，昂佳格-利科等学者（Injoque-Ricle，2015）重点关注同传绩效和工作记忆的关系，其假设是，如果工作记忆容量和同传绩效之间有显著相关性，则可专门引入工作记忆项目，以提高口译绩效。为此，他们以听力抑制为控制变量，考察有无听力抑制对译员经验和工作记忆之间关系的影响；有无听力抑制对同传绩效和工作记忆之间关系的影响；工作记忆中执行要素的预期效果，词汇存储以及职业译员同传过程的熟练度等。研究发现，具有较高工作记忆容量的译员在执行同传任务时，整体表现更好，验证了工作记忆容量是保证口译绩效的一项重要能力，而在有无听力抑制所引起的工作记忆任务绩效的实验中，也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可能是提高口译绩效的能力之一。该研究最具启发性的意义是，听力抑制与记忆检索障碍的相关性在此获得了一定数据支持。

针对以上影响记忆检索障碍的重要认知要素和认知运作，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由中央执行机制运行的信息处理过程尚未纳入系统的理论探讨，缺乏实证数据验证（Timarova，2008）。

其二，大多数研究将注意力重心放在反复探究记忆容量上，从而忽视了工作记忆与口译认知加工过程本身的关系。

其三，更多精力放在职业译员和非职业译员的工作记忆容量比较上，较少关注口译绩效与工作记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