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冯达道纂修顺治《汉中府志》

清顺治十三年（1656），汉中府知府冯达道主持纂修了一部《汉中府志》。顺治《汉中府志》是清代记录汉中历史的首部方志，因其对明万历《汉中府志》的全面承袭，对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历史的真实记录，在汉中明清方志中具有时代特质清晰、文献价值厚重、历史影响深远等突出特征。全面考察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过程与文献价值，对于后人理解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史志的纂修方式与书写原则具有样板性的意义。

一 纂修人冯达道之生平

顺治《汉中府志》是由汉中府知府冯达道纂修成书的。冯达道，字惇五，号鹭蓉，明朝末年生于常州府武进县[93]。青年时入常州府学，明崇祯元年（1628）入选岁贡，但未任官职。至清兵南下占领江南之后，冯达道又以常州府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清廷组织的乡试，并于清顺治三年（1646）得中举人[94]，顺治四年（1647），冯达道参加会试，再度告捷，高中进士[95]，位列第二甲第三十九名[96]。此后冯达道被任命为淮安清江浦常盈仓户部分司主事，由此走上了仕宦之路[97]。清康熙《江南通志》在冯达道传记中载：“冯达道，字惇五。顺治丁亥（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岁入觐，诏觐臣奏地方利弊，江右藩司以袁、瑞二府浮粮对。疏下部议，同官咸难之，达道力争，得报可。”[98] 冯达道在户部主事任上为江西袁州、瑞州二府减免税赋的事迹亦见清道光《武进阳湖合志》，该志载：“（冯达道）为户部郎中时，江右藩司应诏论及袁、瑞二府三百年应蠲未蠲之浮粮。疏下部议。达道曰：‘此千载一时也。’偕同官力议请蠲。堂官以军需孔亟为嫌，达道固请，始入奏。达道每夜焚香于庭，为民乞命。七日果得俞旨。”[99]

或许是冯达道在户部主事任上的优秀表现获得了上级青睐，顺治十三年（1656），冯达道被命出任汉中府知府[100]。彼时的汉中正是用武之地，平西王吴三桂、定西侯唐通等人率领大军驻扎于此，奉清廷之命围剿蜀地抗清武装。冯达道“出守汉中，时汉南半为军营地”[101]，为军队调运筹措军饷、安抚本地百姓、调和军民矛盾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小小的汉中府知府与领军王侯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以冯达道为首的地方官员经常受到来自军方的压力。清康熙《江南通志》在冯达道传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吏索营债者，向守追捕。达道厉声叱曰：‘某为朝廷官，为若辈追逋耶！’谢事告去。帅府随缚前吏，挞之。始出视事。”[102] 汉中驻军中有官吏放高利贷，无法收回，却向冯达道求助，要求官府派人替他追捕欠款者。冯氏愤然以辞职相告，不问政事。最终以帅府痛挞小吏、谢过了事，冯达道才再度出面办理公务。由此可见冯达道刚直不阿的品格，亦可见其日常工作中努力维护地方行政权威的复杂局面。也正是在这一局面之下，冯达道完成了《汉中府志》的纂修工作。清顺治十七年（1660），冯达道升任河东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103]，负责山、陕两省盐池的管理，以及山、陕、豫三省的食盐营销事宜。至康熙二年（1663），冯达道自河东盐运使离任之后，未再担任官职。通观冯达道从政履历，户部主事、河东盐运使都是以处理经济事务为主的岗位，汉中府知府虽是一地的行政长官，但由于彼时汉中为用武之地，经济工作也占据了他绝大多数的时间与精力。冯达道既能勇于任事，在工作中也是极为讲求时效。在纂修《汉中府志》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冯达道较为独特的处事原则。

二 独特的纂修办法：承袭与替补

清顺治《汉中府志》纂修完成之后，冯达道“抚卷喟叹，叹世事之变”[104]，撰写《重修汉中志序》列于该志卷首。该序作于“顺治岁次丙申汉台萸饮之日”[105]，“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汉台”为汉中府署所在地，“萸饮之日”即指九月九日重阳节，该节有佩茱萸、饮菊花酒之风俗。由此日期判断，冯达道重修《汉中府志》成书于顺治十三年九月九日之前。前文已经述及，冯达道出任汉中府知府也是在顺治十三年，虽然不清楚冯氏到任的具体时间，但顺治《汉中府志》纂修成书仅在数月之间，应是确凿无疑的。如何在短短数月之间，如此神速地完成重修《汉中府志》的工作，这其中必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地方志书的纂修一般会沿袭、利用前代旧志文献，在旧志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删节，形成定本之后，重新雕版刊印新志。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则是一个例外，冯达道不但几乎全盘接收旧志文献，甚至直接利用保存下来的明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这种情况在明清地方志中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106]。冯达道能够在短期内“冗中抽暇，谋成此书”，明万历旧志雕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既省去了重新刊刻新志之劳，又节约了大量时间与经费，也正是由于冯氏对旧志雕版的再度使用，使得清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周期大大缩短。

有了明万历《汉中府志》书版作为基础，冯达道便把主要精力与工作重点转移到替换与增补两项工作之中。替换工作主要是替换旧志《建置志》中“兵防”部分以及《食货志》中“田赋”部分。明代军事的主力是遍布全国的军事卫所，入清之后，八旗、绿营成为主角，前朝卫所纷纷予以裁撤。冯达道便在《建置志》“兵防”一节以清初驻扎汉中的军事部署情况替换了前朝卫所武官、军丁的记载；并且记载了汉中卫、宁羌卫、沔县守御千户所裁革卫所武官、将卫所军户改为屯丁的情况。田亩数额与土地质量是征收田赋的依据，人丁数量则是征发徭役的依据，在明代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田赋与徭役一并折银征收，地方志书都会详细记录本地田赋与徭役折银的情况。经过明末清初兵燹洗劫，田地荒芜、人口逃亡，汉中府赋役征解情况与明万历年间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冯达道遂将旧志《食货志》“田赋”一节抽出，重新补入了清顺治年间汉中府所辖州县及明朝遗留的汉中卫、宁羌卫、沔县守御千户所田赋及人丁徭役折银的内容，又云：“田赋之数据、现年规则，胪列如右，虽将来赢缩，间有不齐，此其大略也。考之旧志，盖田不加辟，且就芜焉，赋则渐倍他日矣。兵燹饥荒之后，无黔无晢，皆鸠鹄也。烟火不接，而犹勤正供，汉民其余古哉！”[107] 由此可断定，“田赋”数据均为清顺治年间重新调查所得，用以替换明朝万历年间田赋及人丁徭役折银之旧额。

相较于替换旧志内容，增补工作则是自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始，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止，对明末清初五十余年间汉中府诸方面文献进行增补。增补方式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如下。

其一，直接增补。明万历《汉中府志》原无“藩镇”，清顺治年间平西王吴三桂率领大军镇守汉中，冯达道新编“藩镇”一节，将吴三桂为首的满汉官员员额、俸禄、驻军人数、禄米，甚至马匹草料均一一记录在案，列入卷二《建置志》。又有将增补文字直接刻在万历旧志雕版上，《建置志》“津梁”载“洋县为桥者七”一段，最后补刻“今知县曹可大于淌滨河筑桥利涉”[108] 十四字。

其二，直接续补。将新增内容直接附在明万历旧志各卷相关内容之后，如卷四《官守志》将万历三十一年之后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关南道、汉中府知府以及各州县官员题名附录于旧志职官题名之后；卷五《人物志》则在明万历科举题名之后，增刻明天启、崇祯及清顺治年间举人题名。此类以年代为序的职官、科举题名增补起来较为容易，只需将后续题名刊刻成书，再将书叶分别插入旧志相应位置即可。

第三种办法，即集中续补之法，予以集中处理。有些部分的增补则较为困难，如卷二《建置志·城池》以汉中府城（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西乡县、凤县、沔县、宁羌州、略阳县为序，彼此之间前后相继，旧志雕版已无空隙，无法增补明万历之后各地城池情况。冯达道遂以“续考”之名，总括汉中府、凤县、西乡县、沔县、略阳县、宁羌州、洋县等七地城池的情况集中附在旧志“城池”之后。同卷“学校”部分也以“续考”之名增补府学、洋县学、略阳县学等三地学校的新内容。又如卷三《食货志》“灾祥”部分，冯达道又以“灾祥续考”之名编辑西乡县、洋县、沔县、宁羌州、略阳县等五州县情况，附录于旧志“灾祥”之后。“续考”内容采取有则补之、无则不补的原则，只涉及汉中府所辖若干州县，而不包括所辖全部州县。

经过一番较为细致的排列组合、替换增补，冯达道最终完成了清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工作。卷一《舆地志》，含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陵墓、风俗；卷二《建置志》，含城池、藩镇、兵防、公署、学校、津梁、秩祀、寺观；卷三《食货志》，含田赋、茶课、物产、水利、灾祥；卷四《官守志》，含官师、宦迹；卷五《人物志》，含科甲、名贤、侨寓、仙释、贞烈；卷六《艺文志》，含诗类、文类。最终形成了以明万历《汉中府志》为底本，以明末清初文献为重要补充，辅以集冯达道评论文字于一体的清顺治《汉中府志》。但因为旧志雕版书叶与新增替换书叶混杂在一志之中，文字字体无法统一，全书页码虽经剜改重新编次，但仍有未改、错改的情况，因此全志总体上确实存在阅读不便、观感不美的遗憾。

三 明清易代视角下的文献价值

清顺治《汉中府志》上承明万历旧志、下启清代新志，又因其颇为独特的编纂过程，使得该志的文献价值独具特点，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保存了明万历《汉中府志》的基本面貌。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汉中地方志是汉中府同知张良知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修成的《汉中府志》，彼时汉中府领金州、宁羌州二州以及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沔县、略阳等十四县。至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改金州为兴安州。万历二十三年，又改兴安州直隶陕西布政司，兴安州与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等六县不再隶属汉中府。明万历三十一年汉中府知府崔应科纂修《汉中府志》之时，正是明朝后期汉中府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该志书的历史记录是了解这一时段汉中诸方面状况的关键。但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万历《汉中府志》已散佚无存。通过对清顺治《汉中府志》的考察，发现书中直接保存了大量明万历旧志的书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明代后期汉中府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始记录。尤为重要的是，嘉靖《汉中府志》未编《艺文志》，万历《汉中府志》新编《艺文志》大量收录明万历三十一年之前的汉中本地诗文，又为清顺治《汉中府志》所继承，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汉中本地诗文总集的最早源头。顺治《汉中府志》省时省力的便宜之举，却在无意之间保存了明万历《汉中府志》的基本面貌，这也是冯达道留给后人的意外惊喜。

其二，保存了明末清初的珍贵史料。明亡清兴之际，正是各方政治势力缠斗、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明末战乱、清初兵防、前明卫所裁革、田赋征收、吴三桂驻守汉中等明末清初的汉中史实皆仅见顺治《汉中府志》记载。以吴三桂驻扎汉中事迹而言，顺治《汉中府志》纂修之时，吴三桂正手握重兵东征西讨，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吴三桂长期驻兵汉中，《汉中府志》对其多有溢美之词，且在“藩镇”“兵防”详载其俸禄及军力部署情况，但“三藩之乱”发生之后，吴三桂成为清廷急欲诋毁的“乱臣贼子”，后世史籍对其事迹极力抹杀并加以丑化。清康熙《汉南郡志》仅载康熙十三年至十八年间“滇逆”吴三桂部将蹂躏汉中所属州县事，不载顺治年间吴三桂驻扎汉中旧事[109]。

又有史实散见于全志各处，如明末瑞王朱常浩建藩汉中之事，卷二《建置志·城池续考》载明天启元年（1621）于汉中设瑞王府拓展汉中府城池，卷四《官守志》则载天启七年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途中，西乡县知县徐汝正因供账不力，为瑞王扈从鞭扑羞辱，乃至溺水而亡，均始见本志记载。又如明末清初各方势力对汉中地区的争夺攻防战事，卷三《食货志·灾祥续考》载明末清初西乡县、洋县、沔县等三县流寇掠城事，尤其对李自成部将韩文率兵攻打土寇胡向化，导致洋县五云宫被焚的经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卷四《官守志》关南道副使胡全才传记又载胡全才与李自成部将贺珍围绕争夺汉中的战事情况。冯达道纂修《汉中府志》正处于明清之际，文网尚不严密，纂修志书尚无顾虑，秉笔直书屡见志书，这为后人追寻明末清初汉中社会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珍贵数据。

其三，冯达道对于志书的精彩点评。冯达道生长在社会经济繁荣的江南，因此在志书中常将汉中与江南相比。他在《舆地志·沿革》点评汉中所辖州县规模时说：“今日之汉，编户不过百余里，盖江南一小县耳。剖而为九，其有几何？不得已而差次之，洋也、城固也，西乡、南郑也，伯仲之间也。宁羌、略阳，郐以下无讥焉。而况沔之芜陋也，不过一邨落。褒邑之冲疲也，空城荡荡，阒无居人。凤之硗瘠也，万山中一亭长，有白石可煮耳。”[110] 直言汉中战乱之后城池荒芜的破败景象。而这样破败的景象又与汉中少土著、多移民的人口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德则来思，怨则去汝；安则土著，危则流庸”[111]，社会生活流民化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宗族权势薄弱、百姓好信巫蛊的社会状况，“家号荐绅，人非草莽，乃或谱牒无稽，致宗支之杂糅，寝庙不立，悲祭奠之踉跄，其与穷乡僻里之民懵于七夕、中秋之节者，相去不能以咫”，“尤有异者，疾病不求草木之滋，而师巫用事；死丧则狃堪舆之说，而窀穸无期。竞锥刀之末，则告讦起于亲朋；逞睚眦之仇，而性命委诸沟渎”[112]。因此，冯达道认为应当重视祠祀的教化作用，对汉中名宦乡贤祠祀荒芜甚为惋惜，“甚有数椽之屋，废而为墟，乡先生不得与社公争酒食，斯可叹也”！[113] 祠祀荒废的面貌与名宦乡贤祠宇众多、有“大家香火之讥”的江南亦形成鲜明对比，冯达道借此希望尽快恢复本地祀典自然有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尊崇封建礼教的用意。

冯达道对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亦有点评，针对清初裁撤卫所，冯氏即指出：“前朝卫所之设，始未尝不资其扞御，迄其终也，纨绔因仍，而戎籍不可稽，军实不可数。纵有存焉，金鸡玉犬，曾无鸣吠之实。”[114] 冯达道身为地方主政官员，对普通百姓有着深切的同情，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酷吏“特不为鸾凤，并鹰鹯不若也，直为攫肉之鸟而已，持论则喙长三尺，判事则手重五斤”[115]，以欺压百姓为能事；又于《人物志·贞烈》论及得到旌表、奖以衣食的贞节烈妇大多是具有社会地位的女性，而“委巷单门”中贫苦节妇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褒奖，“知之者耕佣牧竖，两两三三，又无气力以致之当事，则亦与烟草同沦而已矣。人间荼苦，百萃于砥节之妇人，而幽光不扬，沉闭泉壑，如掾孰秉，通旁无繇”，冯达道“所为感怆盈中，掷笔而洒无从之涕”[116]，对于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亦抱有深切同情。

冯达道之所以能够较为准确地对志书内容加以品评，一方面是由于顺治《汉中府志》中大量使用万历旧志书叶，冯达道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旧志内容、编纂得失进行客观分析；另一方面也与冯达道为人机敏干练，能够抓住关键问题的为政能力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冯达道的评论不但是顺治《汉中府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更为突出的文献价值。

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顺治《汉中府志》成书过程极其仓促，因而留有不少错误与遗憾，在保存万历旧志文献的同时，也沿袭了旧志中的不少错误，加之明清之际的史实多以替换增补的方式融入旧志，这就造成了顺治《汉中府志》体例杂乱、内容杂糅的缺陷。冯达道对此亦有清晰的认识，针对《艺文志》所收诗文截止到万历三十一年，此后文献缺失的情况，冯达道评论道：“惜旧志所载，诗若文容，佚于荟撮之外。而自万历中年，迄今五六十载，作者相仍，蒸云澍雨，欲广罗以志盛，念非时日所可了。姑仍旧本，订其讹谬，以成书。倘不至奉职无状，以速官谤，尚当遍采幽遐，别立义例，如曹能始《蜀中名胜》、刘同人《帝京景物》等编，以山水为经，诗文为纬，勒为定本。”[117] 可知冯达道并非不想推倒旧志、重订体例、再编新志，但奈何“念非时日所可了”，只能一仍其旧，期待日后再有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顺治《汉中府志》在汉中明清方志中的特殊地位，其独特的文献价值仍有进一步发掘研究的必要。

四 顺治《汉中府志》的著录与整理

自顺治《汉中府志》之后，又有汉中府知府滕天绶纂修康熙《汉南郡志》、知府严如熤纂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后两部志书均将冯达道撰写的《重修汉中志序》列在志书卷首，以示清代汉中府方志的纂修渊源。这也使得后世学者以及关心汉中历史文化的爱好者知道清顺治时曾有一部《汉中府志》。但大多只知其名，未知其详，对于顺治《汉中府志》的编纂体例、文献价值更是知之甚少。这一状况与顺治《汉中府志》传世数量稀少密切相关。

目前所知，顺治《汉中府志》仅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堪称世间孤本。全志分为六册：卷首与卷一《舆地志》合为第一册，卷二《建置志》与卷三《食货志》合为第二册，卷四《官守志》为第三册，卷五《人物志》为第四册，卷六《艺文志》分为两册，《诗类》为第五册，《文类》为第六册。各册首叶与末叶均钤有“京师图书/馆藏书记”篆书朱文长方印，据考证该印章是民国初年京师图书馆使用的藏书印章[118]，由此推测，顺治《汉中府志》原为清宫旧藏图书的可能性较大。今所见第六册末叶是冯达道对《艺文志》“文类”的评论，但评论文字下文缺失，而“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章正钤于此叶，可知最迟至民国初年时，顺治《汉中府志》已残缺。

顺治《汉中府志》初见于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119]，198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亦著录[120]。1987 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首次著录了顺治《汉中府志》的版本信息：“顺治《汉中府志》六卷。清冯达道纂修。清顺治刻本。六册。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121] 对于顺治《汉中府志》存在的万历旧志雕版重印书叶与顺治增刻雕版新印书叶之间的版式差别，著录信息未作细致区分，一律指为清顺治刻本。

顺治《汉中府志》虽由冯达道修成，但顺治十三年之后仍有个别职官任职记录。如康熙四年（1665）郭永祚由本府通判升任知府[122]；又如“高世豪，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人。由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康熙六年任南郑县知县”[123] 可知今所见顺治《汉中府志》又是由康熙初年汉中府、南郑县地方官员对零星书叶补刻重印而成。

由于顺治《汉中府志》是稀见孤本，读者无法借阅图书原本，只能查看根据原书翻拍的胶片；又限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只能复制原书胶片三分之一的规定，研究者无法掌握顺治《汉中府志》的全貌，更不必说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了。事情在2016年出现了转机，该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丛刊共有800册之巨，其中就收录了顺治《汉中府志》的影印件。2018年春，汉中市档案馆馆长孙启祥先生得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之后，遂派出专人前往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制全本顺治《汉中府志》。鉴于顺治《汉中府志》文本字体不统一、文献亦存在表述不清或完全错误的地方，加之体裁拼凑、现存旧志书叶残缺等问题，不进行整理校注不足以面对读者，汉中市档案馆遂委托王浩远对顺治《汉中府志》加以整理校注。经过一年多的文字录入、标点句读、注释校注，最终形成了《顺治汉中府志校注》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期望该志书的整理出版在填补汉中地方文献空白的基础上，为学者专家以及关心汉中历史文化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汉中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