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崔应科纂修万历《汉中府志》

继明嘉靖年间两度编纂《汉中府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汉中府知府崔应科也曾纂修《汉中府志》一部。但因该志早无全帙，且又不见明、清两朝藏书家书目著录，使得后世对万历《汉中府志》的了解甚为有限，甚至以为该志早已彻底散佚了。因此，极有必要对万历《汉中府志》以及纂修人崔应科的生平履历作一番详细的考证。

一 万历《汉中府志》存在的线索

清顺治十三年（1656），汉中府知府冯达道主持纂修了一部《汉中府志》。冯达道在《重修汉中志序》中回顾寻找明代旧志的经过：“予抵兴元，首问主藏吏，漫应曰：‘无有。’索之再三，以镌版数片呈，积尘寸计，点画不可辩 [辨]。盖自万历癸卯，以至于今，垂及六十年，所不付诸嬴烬者，幸也。”[61] 冯达道抵职后，向主管府衙贮藏的吏员索取汉中旧志，吏员先是推说没有旧志，经冯达道再三催问，吏员虽未找到旧志，却在库房中找到了不少旧志木刻雕版。经过冯达道的辨认，发现这批镌版是“万历癸卯”《汉中府志》旧雕版。万历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距顺治十三年已五十三年之久，故而冯达道说“垂及六十年”，这批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劫难的旧志木刻雕版仍能保存下来，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通过冯达道的记述可知，汉中府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纂修过一部《汉中府志》。但令人遗憾的是，除在《重修汉中志序》提及万历《汉中府志》的存在外，冯达道未在顺治《汉中府志》中提及该部旧志的编纂情況；更未提及万历旧志是由何人主持纂修的。

二 纂修人崔应科

直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汉中府知府滕天绶在为新修志书撰写序言之时，才首次明确指出万历《汉中府志》的纂修人，滕天绶《序》有云：“惜岁月绵延，纪述废失，是编也，明万历癸卯创起于崔郡侯，逮至皇清丙申，继辑于冯刺史。”[62]“郡侯”即指一郡之长，为知府一职的别称，“崔郡侯”自然是指崔姓汉中府知府。清顺治《汉中府志》卷四《官守志》载：“崔应科，河南登封人。进士。（万历）二十九年任（知府）。”[63] 崔应科的任职时间也与“崔郡侯”完全吻合，万历《汉中府志》的纂修人确系崔应科无疑。《汉南郡志》卷首《凡例》又云：“汉郡旧志百年以前无复存者，惟明万历癸卯间郡守崔登吾有志六册。”[64]“登吾”应是崔应科的字，万历《汉中府志》出自崔应科之手殆无疑议。

清乾隆《登封县志》载：崔应科为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进士[65]。《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亦载：崔应科，河南登封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得中第二甲第五十一名[66]。此后数年间，崔应科的仕途履历不详，直至万历二十九年出任汉中府知府。

崔应科在汉中府知府任上，政绩颇多。清康熙《陕西通志》载：“崔应科，河南登封人。进士。汉中知府。修堰濬渠，筑城葺庙，汉利毕兴，鼓舞文士，多有成立。”[67] 崔应科在任期间另一项重要工作即是《汉中府志》的创修。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升汉中知府崔应科为荆南道副使”[68]，结束担任汉中府知府的六年任期。

荆南道是隶属于湖广按察使司的分巡道，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朱元璋“改置天下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其中即有荆南道“治荆州、岳阳、襄阳三府，沔阳、安陆二州”[69]，此后荆南道又分为上荆南道与下荆南道[70]，上荆南道驻澧州，下荆南道驻郧阳。清《郧阳府志补》将崔应科列入下荆南道巡道官员名录，可知崔应科实为湖广按察司派驻下荆南道的按察司副使。[71]

至万历四十一年，崔应科又以湖广按察司副使一职改任下湖南分巡道，至万历四十六年卸任。清康熙《宝庆府志》载：“湖广按察使司分巡长（沙）、宝（庆）二府兼整饬兵备，驻扎长沙府。”“崔应科，字登吾。河南长垣人。乙未进士。四十一年以副使任。”[72] 此处将崔应科籍贯误作长垣县，长垣县为北直隶大名府开州下辖属县，与河南布政司无关。

由此大致可知崔应科的生平履历。崔应科，字登吾，河南登封人，万历十三年举人，二十三年进士，二十九年任汉中府知府，三十五年升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分巡下荆南道，四十一年改任分巡下湖南道。崔应科虽然官至正四品按察司副使，但最为人所知的政绩却是他在汉中府知府任上的工作，这既与崔应科编纂万历《汉中府志》有关，也与冯达道利用旧志雕版存在密切的关系。

三 万历《汉中府志》仍存世间

上文已经谈及，清顺治十三年汉中府知府冯达道在府库中发现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的经过。不过冯达道对这些旧志雕版评价并不高：一说“镌版数片”，这是说雕版数量极少；又说“积尘寸计，点画不可辩[辨]”，这是说雕版质量差。言下之意无非想暗示这些刊刻万历《汉中府志》的旧志雕版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但冯达道话锋一转，又说“所不付诸嬴烬者，幸也”，反而说明这批雕版颇有价值。这确实是非常矛盾的言辞，不过，细细想来，如果旧志雕版没有任何价值，冯达道又何必去提及此事呢？

其实，府库中保存的万历《汉中府志》雕版数量并不像冯达道说得那么少，恰恰相反，雕版数量不但非常庞大，甚至于将整部万历《汉中府志》保存了下来。这也就为冯达道编纂顺治《汉中府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编纂新志的过程中，冯达道不但几乎全盘接收旧志文献，甚至于直接利用保存下来的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我们只需稍加留意仍存于世的顺治《汉中府志》内文的字体差异便会一目了然。

据顺治《汉中府志》书页考察，明万历《汉中府志》镌版字体接近于标准嘉靖本字体，而清代替换增补书页则使用明万历以后流行的方体字，二者字体差异较大，极易辨认。顺治《汉中府志》全书六卷，卷一《舆地志》共四十九页，今藏本缺第二十四页，存四十八页；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三十七页，替换增刻十一页。卷二《建置志》共五十九页，其中除汉中府所辖府州县图占十页篇幅，无法确定刻本情况之外；使用旧志雕版重印二十六页，替换增刻二十三页。卷三《食货志》共三十七页，今藏本缺第二十页，存三十六页；其中使用旧志雕版十五页，替换增刻二十一页。卷四《官守志》共九十四页，今藏本缺第二十三页，存九十三页；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五十页，替换增刻四十三页。卷五《人物志》共六十页，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三十八页，替换增刻二十二页。卷六《艺文志》共一百六十七页，今藏本缺第十八、二十九页，存一百六十五页；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一百三十九页，替换增刻二十四页，后人抄补二页。

由此可知，顺治《汉中府志》直接使用旧志雕版重印的页数极多，几乎占全志总页数的七成；冯达道重刻书页仅占全书总页数的三成，这其中又有不少书页是由于旧志雕版损毁，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翻刻以替换旧志书页，并非新增内容。正是因为冯达道在纂修顺治《汉中府志》的过程中，大量使用明代旧志雕版再行重印，使得万历《汉中府志》名亡而实存。

冯达道使用明代旧志雕版重印新志的证据，不但见于版式的明显差异，亦屡见于顺治《汉中府志》各卷文字。如卷一《舆地志·沿革》分述汉中府所辖各州县历史沿革，均用明万历雕版重印书页，并于“汉中府沿革”文末补“清兴如旧”四字[73]，“褒城县沿革”“宁羌州沿革”文末则补“清朝因之”四字[74]，“凤县沿革”补“清朝如故”四字[75]。或对书页内容进行挖改，如“南郑县沿革”载：“隋复为南郑，唐宋元明及本朝皆因之”[76]，自“本朝”二字另起一行，“明”“及”二字均为重新挖补添加，相同情况亦见城固县、洋县沿革。

卷二《建置志·城池》记载汉中府城及所辖州县城墙修补情况，相关记载的时间下限在“万历三十年知府崔应科议罢耕”汉中府城垣之时[77]；冯达道将万历旧志雕版城池沿革中“本朝”或“国朝”二字的首字磨去，“朝”字改为“明”字。

卷四《官守志·官师》载汉中府建置及职官设置情况，在叙述元代设置总管、同知、推官的情况之后，下文即换行顶格书写“国朝”二字[78]，叙述明代设置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员的情况，后文又补刻明末清初事，可知此处的“国朝”为明朝无疑，冯达道使用明万历雕版未及挖改“国朝”二字；同卷《宦迹》载明初汉中府知府费震传记，费震“以事被谴，朝廷知震良吏，释之，为牧民者劝”[79]，“朝廷”二字换行顶格书写，可证该页为明刻本无疑。

卷六《艺文志》诗文均为明朝之前作品，最末一篇艺文为崔应科所撰《新创兴明寺碑记》，全卷均无明万历三十一年之后的诗文。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冯达道能够在短期内“冗中抽暇，谋成此书”[80]，明万历旧志雕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冯氏对旧志雕版的再度使用，清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周期大大缩短。

除了上述书页版式、文字证据之外，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为我们保存了顺治《汉中府志》使用万历旧志雕版的间接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收录了一篇有关汉中水利工程的文献，记录了汉中府所辖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洋县、西乡县、沔县、宁羌州六县一州设施及灌溉田亩情况，文献出处标注为《汉中府志》。

由于该《汉中府志》只记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后汉中府辖区缩小后的各州县水利工程，可知顾炎武抄录的《汉中府志》应是万历以后编纂的《汉中府志》。又因为顾炎武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那么，他可能见过两种版本的《汉中府志》：一种即崔应科编纂的万历《汉中府志》，另一种则是冯达道编纂的顺治《汉中府志》。将顺治《汉中府志》卷三《食货志·水利》的内容与顾炎武抄录内容对读后发现，文字分毫不差，文字差异出现在评论文字部分。《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评论文字如下：

按筑堰溉田，为利最大，厥工亦最艰。岁出桩赀，岁动夫力，苟能无法以变通之，则利源反为害丛矣。故议者谓篠囤之宜置也，柏筑之宜坚也，冲崩之宜稽也，堰长之宜择也。夫册宜清，桐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篠囤置则桩可省，筑坚则堤无溃，冲崩稽而补修有数，干没者何所作其奸？堰长择而后督率得人，规避者何所施其巧？夫册综以清，斯无偏苦之忧；桐口砌以石，斯无盗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则上坝下坝之分愿各得所称。水利者，信乎其为美利，而积于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潴矣。[81]

顺治《汉中府志》的评论内容如下：

水之为用大矣哉！汉中之水，非渠堰不为功，而桩赀、夫力所费，亦不可胜计。昔人建议谓：“筱囤置而后桩可省，拍筑坚而后堤不溃，时察冲崩而后修补有数，慎择堰长而后督率得人。夫册宜清，以防偏累之忧；桐口用石，以杜盗挖之弊；上四下六，灌序有定，纷争者亦喙息焉。”详哉，其言之至！山河等堰为南、褒、汉卫所共利；城、洋二邑亦并用杨填之水。则所谓均丈尺以便修葺，立工保以任程督，委职官以防凌轹，因农隙以豫修筑者，亦既勒有成规矣。顾良法美制，合众人之智，百年谋之而不足，一人一日，败之而有余。亲吏之民相度可不勤管缮，可不先欤？萧曹截流东绕，始事之勋侔禹绩。已赵宋数百年，有事于堰者，前后非一，而工料材计，丈尺之数，简点之由，受委之姓氏，纤屑必表于碑。古人之意用告踵而行者，无变旧章，无隳前功，而因时规利，补畴昔所未逮，诚存乎其人云。达道识。[82]

上述评论文字最末有“达道识”三字，可知出自冯达道之手。将两段评论内容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冯达道不但见过顾炎武抄录的《汉中府志》，而且将评论文字作了引述，标为“昔人建议谓”；掇拾前人观点之后，尤显意犹未尽，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评论。既如此，顾炎武抄录的《汉中府志》、冯达道转述的《汉中府志》应是万历《汉中府志》无疑。

综上所述，顺治《汉中府志》大量使用万历《汉中府志》镌版的事实是毫无疑议的。也正是由于冯达道的“偷懒”，间接为我们保存了万历《汉中府志》的基本面貌。

四 编纂体例的变化

有赖于顺治《汉中府志》对万历旧志雕版的再度利用，我们便可以通过顺治《汉中府志》考察万历《汉中府志》的基本体例。顺治《汉中府志》共分六卷。卷一《舆地志》，分列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陵墓、风俗共六目；卷二《建置志》，分列城池、藩镇、兵防、公署、学校、津梁、秩祀、寺观共八目；卷三《食货志》，分列田赋、茶课、物产、水利、灾祥共五目；卷四《官守志》，分为官师、宦迹两目；卷五《人物志》，分列科甲、名贤、侨寓、仙释、贞烈共五目；卷六《艺文志》，分列诗类、文类共两目。

上述目录除卷二《建置志》“藩镇”一目，无法确认万历《汉中府志》的有无之外，其他编纂体例、目录次序均应是承袭自万历《汉中府志》。由此可以发现万历《汉中府志》与嘉靖《汉中府志》的明显差异。其一，不再将“寺观”“仙释”编入另册。其二，对民风习俗有所侧重，编纂“陵墓”“风俗”“灾祥”“贞烈”等与社会生活及民间崇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其三，改变嘉靖《汉中府志》不编《艺文志》的做法，重新编纂《艺文志》，大量收录与汉中相关的历代诗文作品。

以上三个方面的积极变化完全突破了此前张良知基于礼教传统、完全重于实用的嘉靖旧志编纂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汉中府志》记录本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社会生活、风俗信仰等方面的广度与深度，展示了明代后期汉中府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而这种变化的影响也是较为深远的，其编纂体例为清顺治《汉中府志》完全沿袭，对清代康熙《汉南郡志》、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文献价值与谬误

上文在讨论万历《汉中府志》编纂体例的变化时，已大致概述了万历《汉中府志》的文献价值。不过，文献价值的大小往往蕴含于细节的记录，或是体现于对旧志缺憾的改进与弥补。万历《汉中府志》确实弥补了十卷本嘉靖《汉中府志》的两大缺陷。

首先，重编《艺文志》全面收集汉中历代诗文。万历《汉中府志》收录诗歌数量极多，其中唐诗54首、宋诗114首、明诗118首，尤以宋明两朝诗歌的价值最高。《艺文志》所收宋诗有两大来源：一是摘抄当时所见文人文集、地理总志中与汉中相关的宋诗，二是抄录刊刻在摩崖石刻及碑刻上的宋诗。相较而言，后一来源具有地域文献的特殊意义。换言之，大多数石刻文献并没有收入传世文集、地理总志之中，而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明人抄录的宋诗石刻，今人多已无法寻访，由此可见万历《汉中府志》搜集宋诗的意义。明代诗歌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唯一性，在万历《汉中府志》编纂之前、八卷本《汉中府志》曾编纂《艺文志》，但失传已久；在万历《汉中府志》之后，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种明人搜集整理的汉中明代诗歌总集。

万历《汉中府志艺文志》收录的“文类”数量并不多，共计52篇。其中汉代文献4 篇，唐代文献7 篇，北魏《石门铭》1 篇，宋代文献6篇，元代文献4篇，明代文献30篇。汉唐文献多是耳熟能详的作品，如《郙阁颂》《前出师表》《兴州江运记》等名篇。最具价值的文献仍然是宋、元、明三朝文献。宋代6篇，除苏轼《筼筜谷偃竹记》之外，其余5篇均来自碑刻文献，分别涉及洋县（南胜《重修园池亭榭上梁文》）、宁羌州（苏在廷《龙门洞记》）、褒城县（游国佐《金华寺龙骨塔铭》、晏袤《山河堰赋》）、南郑县（修信《乾明寺记》）等五县。元文4篇，除《加封文昌祠跋》为元文无误外，其余3篇均是误收宋文，涉及凤县（朱绂《忠护侯庙记》）、褒城（窦充《重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记》《汉相国懿侯曹公庙记》），这3篇碑记同样出自宋代碑刻。

明代文献则占“文类”总数的一半以上，编者重点收录三类文献：一是维持社会礼法秩序的文献，如伍福《汉中府学庙学记》、康海《蓝公祠记》、徐用检《方公祠记》；二是维护民间宗教信仰的文献，如崔应科《佑启殿记》《新创兴明寺碑记》、舒鹏翼《禹王庙记》、杨守正《寿亭侯庙》；三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彰显仁政思想的文献，如周东《修城记》、秦时吉《安民碑记》、崔应科《夏旱祈雨文》《捕虎文》、张栋《张公五井记》。这些明代文献除极个别仍有碑刻流传或有明代志书收录之外，均可将万历《汉中府志艺文志》视为最初的文献出处。总而言之，万历《汉中府志艺文志》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中历代艺文总集。

其次，详细记录各级官员任职情况。万历《汉中府志》卷四《官守志·官师》收录陕西按察司关南道副使、汉中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守备、府学教授、训导，以及所辖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凤县、沔县、宁羌州、略阳县共十州县知州、知县的姓名、籍贯、出身、任期，有些官员题名之下又辅以简略事迹或简短评语。这一编纂方式全面记录了官员在汉中的履历，一改此前嘉靖《汉中府志》粗略简化的不足，尤其是尽量补充官员始任纪年，为我们弄清楚诸多历史细节问题提供了极大帮助。同卷《宦迹》收录汉中历代官员传记，起于西汉，终于明代，文虽简略，但聊胜于无。卷五《人物志》对于科甲、名贤记载尤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嘉靖旧志的不足。

万历《汉中府志》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谬误与错漏。编者不具备沿革地理学识是导致万历《汉中府志》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错误是将沔州误为沔县前身，将历史上的略阳都当作明代汉中府略阳县。

唐宋两朝均设置沔州，唐代的沔州在今湖北省境内。《旧唐书》载：鄂州下辖汉阳等五县，汉阳县，“汉安陆县地，属江夏郡。晋置沌阳县。隋初为汉津县，炀帝改为汉阳。武德四年（621），平朱粲，分沔阳郡置沔州，治汉阳县。……至太和七年（833），鄂岳节度使牛僧孺奏，沔州与鄂州隔江，都管一县，请并入鄂州，从之。旧属淮南道”。[83] 此沔州属淮南道，领汉阳、汊川二县，治今武汉市汉阳区[84]，与明清汉中府所辖沔县无关。宋代的沔州即唐代的兴州，沔州乃是南宋开禧三年（1207）四月“己巳，改兴州为沔州”[85]，治所在顺政县，“开禧三年，改为略阳”[86]，即今略阳县。可知南宋时的沔州亦与明代汉中府沔县无关。万历《汉中府志》在卷一《舆地志》中将本应归属略阳县的南宋沔州沿革，强行套在了沔县头上[87]，在卷六《艺文志》中收录唐人贾至《沔州秋兴亭记》[88]，又将唐代沔州认作明代汉中府沔县。

明清汉中府所辖的略阳县，源自北魏太武帝侨置的略阳郡。《太平寰宇记》载：兴州顺政县，“本汉沮县地，后魏太武帝于此侨立略阳郡”[89]。略阳作为行政区划地名最早见于《汉书》，该书《地理志》载：天水郡领县十六，略阳道为其一[90]。《后汉书》又载：光武帝建武“八年（32）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唐李贤“略阳”注云：“县名，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陇城县西北。”[91] 略阳郡之名始见《晋书》记载，秦州“略阳郡，本名广魏。泰始中更名焉。统县四”，临渭、平襄、略阳、清水[92]。由此可知，不论是略阳县还是略阳郡均是由天水（秦州）一带侨置而来。万历《汉中府志》编者不详地理沿革，将来歙视为略阳官员，《官守志·宦迹》收入来歙传记；将“隗嚣台”视为略阳古迹，编入《建置志》；又将唐代秦州略阳人权皋、权璩、权德舆等人视为汉中略阳乡贤，列入《人物志》之中。这显然是好心办了错事，并非出自崔应科等人编纂万历《汉中府志》的本意。但由于万历《汉中府志》对清代方志的深远影响，后世方志多沿袭传抄不改，必然造成谬种流传的局面。这确实是万历《汉中府志》存在的明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