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良知与十卷本嘉靖《汉中府志》

上文已经探讨了明嘉靖初年雷有暘纂修八卷本《汉中府志》的基本情况。不过，现存最早的汉中专志则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修成的十卷本《汉中府志》，该书全帙仅存一部，堪称孤本，尤为珍贵。原藏于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该书是研究明代汉中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 纂修人张良知事迹考

明人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载：“《汉中府志》四册，嘉靖癸卯郡丞张幼养修。”[17]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张幼养《汉中府志》。嘉靖癸卯修。郡丞。胡缵宗《汉中府志》十卷。”[18] 徐乾学藏《传是楼书目》又载：“《汉中府志》十卷，明张良知。四本。”[19] 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则称：“《汉中府志》十卷。刊本。明知府赵于南修辑并序。”[20] 至钦定《明史》修成，又记作：“胡缵宗《汉中府志》十卷”[21]。纂修人有张幼养、胡缵宗、张良知、赵于南四种说法，莫衷一是，甚为混乱。

嘉靖《汉中府志》卷首有《汉中府志叙》两篇，其一为户部右侍郎“西陂刘储秀撰”，该《叙》开篇即言：“往岁宪副李君鸣叔、太守赵君于南仰奉我圣天子之命，保釐兹土，各尽厥职。无何，政用有成，乃令郡丞张君幼养重修厥志”[22]；另一《叙》文末署“嘉靖癸卯七月七日天水胡缵宗叙”，亦称：“汉郡张丞重修郡志成，走使以视予，予读之，而知张丞之贰郡其诸异乎人之贰郡也。”[23] 两篇《汉中府志叙》明确指出嘉靖《汉中府志》的纂修者为“郡丞”张幼养。明代人喜用古代官名称呼本朝官员，郡丞实为汉中府同知。《汉中府志》卷六《宦迹传·同知》载：“张良知，幼养。山西安邑县人。举人。嘉靖二十年以许州知州任。”[24] 幼养是张良知的字，张幼养、张良知实为一人。同书卷末附有张良知撰写的《序府志后》。文中有“《汉南郡志》告考，良知滥竽编摩”[25] 之语，也可证明嘉靖《汉中府志》的纂修者为张良知无疑。而胡缵宗则是应张良知之邀为《汉中府志》作叙，而非纂修者，《明史》记载错误；知府赵于南等人则是授意张良知重修志书，现存嘉靖《汉中府志》赵于南序无存，但赵氏并不是《汉中府志》的纂修人则是毫无疑问的。

张良知为明嘉靖七年戊子科举人[26]，是著名学者吕柟的弟子。其于嘉靖十七年至二十年间，任河南许州知州，任内多有政绩，重修州署，请吕柟为正堂“体仁堂”题写匾额，并主持纂修了《许州志》[27]。张良知学识广博、勤于任事，修志经验丰富，升任汉中府同知之后，上级官员对其能力极为肯定，命张良知主持《汉中府志》的编纂工作，便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清康熙《陕西通志》卷十八下《名宦·汉中府》记载，张良知“以知州任汉中府同知，修山河堰，大著勤劬。汉民乐利，至今称之”[28]。嘉靖《汉中府志》专辟《水利志》一卷，可见张良知对农田水利事业的重视。清乾隆《解州安邑县志》载，张良知官至户部员外郎[29]，但这并非张氏最终官职。“嘉靖二十六年，任为中都监储部曹使。按明代以陵寝在中都，设中都留守司八卫一所，官军护卫，因建广储五仓，以给廪食，由户部设分司以主之。”[30] 张良知又于任上编纂《中都储志》十卷，该书有钞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此后张良知生平事迹则难于详考。

二 纂修过程与编纂体例

刘储秀在《汉中府志叙》已明确指出，张良知主持纂修《汉中府志》是应“宪副李君鸣叔、太守赵君于南”之命而作。“宪副李君鸣叔”即关南道抚民副使李凤，字“鸣叔，四川富顺县人。进士。以监察御史任”[31]。“太守赵君于南”即汉中府知府赵鲲，字“于南，山东寿张人。进士。嘉靖十九年以大理寺正任”[32]。但参与纂修《汉中府志》的官员并不止此二人。张良知在《序府志后》对《汉中府志》的纂修过程有详细记述：“嘉靖壬寅，宪副中岩李公（李凤）抚巡兹土，深用是慨，谋于少参湖南潘公（关南道分守参议潘徽），先郡守、今宪副九岭赵公（赵鲲），檄予任其事。良知谫陋，孙 [逊] 弗获命，乃开局于壬寅冬十月，更定名例，统挈纲目，爰召李教授鼎、王训导宗旦，遍搜郡邑，博采故实；俞教授崇魁、莫教谕侔考证今昔，校补谬亡而裁酌繁简，以从体要，予则图厥成。”“嘉靖甲辰岁秋七月望”张良知撰写《序府志后》，官员多有更替，故而张良知在文末又说：“时方入刻，予以会朝役于京，归而竣厥工。适宪台恒南杨公（杨时泰）按临，继至嘉其有成；太守董公汉儒，别驾王君珵、刘君元娄、李君禄，节推向君亲与有劳焉，法得备书。”[33]

由此可知，自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十月，开局纂修《汉中府志》，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七月雕版印行，用时一年零九个月。参与文字编纂者多是汉中府府学官员，又有关南道抚民副使、汉中府官员参与其间，最终顺利完成《汉中府志》的编纂工作。

胡缵宗《汉中府志叙》中称赞《汉中府志》“识既旷远，文复典实，斯不足征以训乎？”研究该书的编纂体例，首先需要了解张良知的学术思想。胡缵宗《汉中府志叙》载：张良知“尝从学宗伯泾野先生。泾野先生尝谓予曰：‘晋张幼养志古而笃行，可以言学者。’”[34] 泾野先生即吕柟，字仲木，号泾野，世称泾野先生，陕西高陵人。嘉靖初年贬为山西解州判官，摄行州事，“解人及四方士多从游者，乃即废寺建解梁书院，祀往开来，复选民间俊秀子弟习小学之节，歌《豳风》之诗”[35]。张良知是解州安邑县人，投入吕柟门下当在此时。吕柟是明代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同时继承了关学以礼为教、躬行实践的特点。张良知深受吕柟学术思想的影响，这一影响在《汉中府志》的编纂体例中多有体现，全书极具儒家正统思想。“是志虽不脱乎今格，要多则乎古体。”[36] 张良知在《汉中府志凡例》中指出：“人物各列以传，重德业也。必定于毕身，所以征不爽也”；“水利，汉民衣食之源，特创一纲，叙故实、陈事宜者，重民事也。”重德业、重民事的特点极为突出。对于《汉中府志》的功用定位也非常明确，“《郡志》，志郡也，非为有家者也。诰敕、赠答则《家乘》，不录”，突出《汉中府志》一郡之志，并非家族家谱的地位。“汉南山川雄胜，名贤宦客题咏颇剧，不充尽录，量注本题”，不编《艺文志》，而是将重要文献列在相关卷目之下，避免烦冗。此外，明确提出寺观等宗教信仰与儒家学说不符，“寺观，异端之寓，删其旧冗，酌存《丛纪》，备稽古也”[37]，列在全书最末，仅作为怀古之参考，儒学正统思想表露无遗。

张良知任许州知州时曾纂修《许州志》，该书体例对《汉中府志》存在直接影响。《许州志凡例》亦云：“《宦迹》、《人物》必定于谢事盖棺之后，所以征不爽也”；“《艺文》，征文献也，旧志所载别为一卷，今皆类入各题之下，庶可考观”；“郡邑有志，志郡邑也，非为有家私也。诰敕、赠答之纪则家乘，今皆弗庸”；“寺观、庙宇虽未皆近正，而稽考所需，载籍为先，故收附《杂志》，备稽考也。”[38] 各卷开篇皆有张良知“解题”，卷末多附以张良知点评、赞语，也与《汉中府志》相类。这也说明，张良知编纂方志的学术思想、编纂体例是一脉相承的，编纂《许州志》时的成熟经验与基本方法，完全为《汉中府志》所承袭。

最终纂成“为《志》者四，《纪》者一，《传》、《表》、《考》各二，图意著形，书以纪实，各以类列，总一十卷”[39] 的《汉中府志》。《志》分别指卷一《舆地志》、卷二《建置志》、卷三《田赋志》、卷四《水利志》；《纪》指卷十《丛纪》；《传》指卷六《宦迹传》、卷八《人物传》；《表》指卷一《舆地志·沿革表》、卷七《选举表》；《考》指卷五《职官考》、卷九《典礼考》。

三 文献价值与缺憾

明代陕南地区修纂的方志不可谓少，其中亦有数种志书流传至今。如明嘉靖《略阳县志》《城固县志》，万历《重修汉阴县志》《重修宁羌州志》，但就府一级的方志而言，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仅有明嘉靖《汉中府志》一种。这一方面凸显了嘉靖《汉中府志》的珍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书独特的文献价值。

第一，涵盖地域范围广阔。明代的汉中府所辖州县众多，嘉靖《汉中府志》卷一《沿革表》明确记载“领州二、县十四”，二州指金州、宁羌州；十四县则指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沔县、略阳[40]。这一辖区范围几乎涵盖了除今商洛市之外的陕南地区。至万历十一年八月，“改陕西金州为兴安州”[41]；“万历二十三年，改（兴安州）直隶（陕西）布政司”[42]，兴安州及其下辖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不再隶于汉中府，使得汉中府的辖区面积大为缩减。而现存最早的《兴安州志》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希舜纂修的《兴安州志》，时代较晚，明代文献明显不足；嘉靖《汉中府志》则因成书时间较早，金州等州县尚在汉中府管辖范围之内，因而保存了不少相关文献资料，使得这一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如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邮驿、城池、儒学均有详细记录。

第二，突出的史料价值。刘储秀、胡缵宗为嘉靖《汉中府志》各作《叙》一篇，但二人传世文集均未收录《汉中府志叙》。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成书于嘉靖初年，未收录《汉中府志叙》实属正常，但明天启、崇祯年间秦安县知县周士奇、儒学教谕路世龙等人补辑《鸟鼠山人后集》亦未收录此文[43]。刘储秀《刘西陂集》成书于嘉靖三十年[44]，亦未收录《汉中府志叙》，由此可见，嘉靖《汉中府志》有辑佚明代文人文集的功用，但嘉靖《汉中府志》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此，最为重要的是不少文献仅见该书收录，清初《汉中府志》《兴安州志》等方志均未收录。如卷四《水利志》有关各县渠堰修造、分布情况的记载；卷三《田赋志》明代中后期赋税、劳役的记载，颇为重要。

顾炎武在其传世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抄录《汉中府志》中有关“水利”“茶课”的内容[45]。“茶课”部分与嘉靖《汉中府志》内容相同；但“水利”部分只涉及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宁羌州，不涉及兴安州及下辖诸县，且内容也完全不同。可知，顾炎武抄录的并非嘉靖《汉中府志》。又如卷二《建置志》“金州儒学”条目下，收录成化十四年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伍福撰《金州学记》一文，专记金州儒学兴废情况[46]。康熙《兴安州志》虽有收录[47]，但仅为节录，无法了解金州儒学历史变迁的全貌。

第三，不吝笔墨真实点评。嘉靖《汉中府志》在各卷卷末多附有点评文字，对本卷内容进行收束，点明编纂者的态度与意图。均以“何大復曰”“张良知曰”的形式出现。何大復即何景明，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一。河南信阳人。字仲默，号白坡，一号大復山人，人称大復子。正德末年任陕西提学副使，主持编纂陕西地方通志《雍大记》，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因病辞官[48]。嘉靖元年（1522），《雍大记》刊刻成书。张良知编纂《汉中府志》时多引用何景明评论，如卷一《疆域》引“何大復曰：余观汉中形势险固，四塞若纳诸匮中，此可以为门户之扼，而不可以为宫安居也。其北至褒、西至沔、东至城固，方三百余里，崖谷开朗，有肥田活水，修竹鱼稻，棕榈橘柚，美哉其地乎！而据巴蜀之粟，出秦陇之马，通荆襄之财，由来利之矣！然地远而求多，民杂而赋繁，害来于所产，灾取于所聚，然哉然哉！”[49] 又如卷三《田赋志·茶课》引“何大復曰：汉中之茶产于西乡，故谓尽茶地。余问之，不然。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于豹虎寇盗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于是有逋户焉。”[50] 上述两处均见《雍大记》卷七《考易》[51]。

何景明的评论中规中矩，而张良知的评论则针砭时弊，绝不含糊，张良知针对赋役不均、民生困苦的局面就评论道：“均田定赋，照力出差，什一中正之制，不可易也。法久则敉，保甲吏胥互通关节，初意浸失。汉中虽称沃野，土著无多，迁附日广，豪猾伪计，供免夤缘，人丁在此则称有丁无地，田粮寄彼则称有地无丁；力差则倩费，至于鬻田，马头则贷利，流于灭门。名虽登而实日耗，客愈利而主愈困也，噫！”[52] 又如《水利志》中张良知针对地方官员重视农业生产，但忽视水利建设的情况，评论道：汉中“水利之大莫过于山河堰，而工力之艰者亦莫过于山河堰。苟知其利之大也，则修筑开导之方不可以不讲；夫苟知其工力之艰也，则相度通变之术不可以不求。今但知治堰倍于治农，而所费半于所获，是以修者未底于成绩，而淤塞崩败者又种种相告矣！殊不知，治堰即所以治农，而天下之事未有不基于一劳而能永得其佚 [逸] 者也！”[53] 强调水利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嘉靖《汉中府志》也存在一些缺憾。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摒弃编纂《艺文志》。张良知在《汉中府志凡例》说明了未编《艺文志》的原因：一是，“《艺文》前志别为一卷。今皆因题分注，以便考览”。二是，“汉南山川雄胜，名贤宦客游咏颇剧，不充尽录，量注本题，余见《兴元集》”[54]。以上两则凡例说明，张良知的本意并不是不重视艺文，而是将艺文分为“诗”与“文”区别对待。对于确须收入志书的“文”，采取直接列在相关事类之下的办法，使得读者一目了然，不必前后翻阅查找；对于不可胜数的“诗”，则采取取其精华的办法，仅收录确有价值的诗歌。如此一来，既可避免编纂《艺文志》的辛劳，又能体现志书所收艺文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仍是张良知重德业、重民事思想的体现。

但由于未编《艺文志》，必然造成汉中府所辖二州、十四县的文献空白，又因此后兴安州分治的发生，加之张氏提及的《兴元集》也已散佚无存，三重因素再一次放大了未编《艺文志》的缺憾。这虽是张良知不曾想到的，但确实对后世造成了历史性的遗憾与困扰。

其二，《宦迹传》粗略。《汉中府志》卷六《宦迹传》中不少明代官员任职时间无法精确到具体年份，只标注“成化中”“嘉靖初”。下辖各州县官员传记，则统以“州县”，不再细分某官于某州县任某职，造成志书内容杂乱。针对这一问题，张良知在《汉中府志凡例》中也有说明：“职官不及州县，别专志也。”[55] 意思是指各州县均有专志，《汉中府志》没有必要细化到下辖各州县职官信息。以当时精简原则而言，无疑是合适的。但由于汉中府所辖州县明代方志大多散佚，反而觉得张良知的简化手段颇不合适。

总而言之，十卷本《汉中府志》由于其文献的稀缺性，对于该志文献价值的评价必然是极高的；但由于编纂者秉持精练、重民事的思想，又使得该志在文化、职官履历等方面存在一些无法弥补的缺失。

四 版式装帧与流传历程

十卷本嘉靖《汉中府志》半页九行，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白口，四周单边。分装四册，共一函。其中卷首、卷一为第一册，卷二、卷三、卷四为第二册，卷五、卷六、卷七为第三册，卷八、卷九、卷十为第四册。每册均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除第一册钤于卷首扉页空白处之外，其余三处均钤于各册首页右下角。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为扬州府仪征县人吴引孙（1851—1920）的书斋名，可知十卷本《汉中府志》原为吴引孙藏书。其所编《仪征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简明总册》记载：“《汉中府志》四本一函”藏于“史字第十八箱。”[56] 清宣统二年（1910）吴引孙将藏书书目正式刊行，因其位于扬州城内的藏书楼名为测海楼，故书目名称《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该书目《史部下》著录：“《汉中府志》十卷，明嘉靖年。四本一函。”[57] 该书目进一步明确了迟至清朝末年，十卷本《汉中府志》仍存于吴引孙之手。《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则指嘉靖《汉中府志》原为天一阁藏书，“见一八〇八年旧目。散出后曾为扬州吴氏测海楼所收藏”[58]。

大约在吴引孙逝世之后，十卷本《汉中府志》再度散出，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书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载：“嘉靖《汉中府志》十卷。明张良知纂修。明嘉靖刻本。”[59] 今《汉中府志》卷首首页及卷末末页各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文方印。

抗战期间，为保证珍贵文物、古籍的安全，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将所藏珍贵文物、善本南迁。后将存在上海的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分批转运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拍摄成缩微胶片。抗战胜利后，这批善本又转运台湾。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该书信息，亦称此书为“本馆前代管北平图书馆藏书，已移置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有著录，该书四册，现已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出版发行，列于第354册，为我们利用这一珍贵文献提供了便利。此外，山东省博物馆亦藏有嘉靖《汉中府志》，但仅存卷一至卷七[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