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与意义：现代文学研究的“非文学期刊”视野[1]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21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时见“困境”之说，时有“围困”之虑，也时闻“突围”之声，时有“重新发动”之势。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时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日渐狭小，困惑与困境的焦虑在学界日渐显现”[2]；另一方面，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日趋活跃，似乎真有一个‘重新发动’的势头。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个‘发动’，一个就是……‘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以及由‘史料的新发现’引发的‘文学史的再审视’问题”[3]。已有研究者敏锐地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4]。的确，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进程之中，寻找现代文学的“失踪者”、发掘不为人知的作家“佚作”、捡拾民国文史方面遗失的“明珠”、追求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度，也是一个不断取得实绩的方面。不少专家都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发出呼吁，比如“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5]，“在对象、时代与自我之间实现历史的还原和思想的创造，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6]，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越来越广阔，不再局限于原有的重要文学期刊与文学副刊，而是不断向周边拓展。不但将越来越多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影响有限的文学报刊纳入考察范围，而且注重收集作家手迹，爬梳机构与个人的档案文件，进而将目光投向形形色色的并不以文学为志业为宗旨为诉求的其他政治报刊、经济报刊、教育报刊、新闻报刊、军事报刊和学术期刊，在其中发掘新史料，发现新问题。对于这些文学期刊之外的其他刊物，特别是刊发部分文学作品的其他刊物，不同学者有不同称谓，有称“综合性期刊”者，有称“综合性文学期刊”者，有称“文化期刊”者，有称“边缘报刊”者，有称“准文学期刊”者，还有称“非文学期刊”者。

在我们看来，“非文学期刊”的提法源远流长，在学术史上有其位置；而且符合刊物实际，边界明晰，内涵清楚，有利于凸显此类刊物的地位，有利于文学史的还原，也有利于学术史的突围。盘点近年的现代文学辑佚成果，可知刊发在非文学期刊之中的佚文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甚至有超过文学期刊成为辑佚主战场的势头。对此，有的研究者敏锐地加以总结并公之于众，有的默而不宣却抓紧跑马圈地。前者如秦芬在评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特点及可扩展空间”时，强调的重要一条就是“从主要研究文学类期刊，也开始涉足非文学类的一些杂志，从而又进一步开拓出以非文学期刊研究切入文学研究的问题”[7]，而笔者也曾公开指出“随着文学期刊上作家作品系统整理发掘工作的推进和发展，非文学期刊会成为作家佚作发掘的主战场”[8]。拙文虽有幸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5年第11期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迄今未见以“非文学期刊”为题的同行论文。寂寞之中，禁不住勉力为“非文学期刊”正名，为之鼓与呼，并就正于方家。

一 旧事重提：那些期刊“两分法”的声音

梳理学术史就会发现，将期刊分为“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的“两分法”，绝不是论者头脑发热，故意标新立异，而是简单明了，渊源有自，具备合理性与有效性。

非文学期刊、非文学杂志或非文艺杂志的提法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所见中文文献中较早的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虞和平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04册“张曾敭档十六”抄录之《法政质疑会寄张中丞大人（张曾敭）请劝喻购阅〈法政质疑录〉启事》有云：“八、《法政质疑录》者，非文学的杂志也。专门之学科，自有一定之学语，一定之文例，不许妄以他之文语变更之，盖有故也。本志非文学的杂志，故文章有不婉曲之时，势所不得已也。”[9]此函虽系日本团体用中文写就，但所称“非文学的杂志”，无疑是强调与文学杂志的不同，故转录于此。之后的相关论述，分为三段各举数例予以呈现，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

1.民国时期

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在致闻家驷书信中，询问弟弟“你现在看些什么杂志”，指出“《创造》同《小说月报》都不可不看。别的非文学的杂志也要看”[10]。这里的“非文学的杂志”明显有着与“《创造》同《小说月报》”等文学杂志的区分，可以体现闻一多的思想中对“文学杂志”与“非文学的杂志”的“二分法”。

1933年3月7日，谢六逸在其《小品文之弊》一文中写道：“……这两年小品文忽然流行，作家又多喜写小品，非文艺的刊物也注重小品，大有从前新体诗的盛况。”[11]此处“非文艺的刊物也注重小品”之“也”字，暗含的自然是文艺刊物本身的注重小品，背后也可以窥知谢六逸对“文艺刊物”与“非文艺的刊物”的“二分法”。

1934年12月11日，李长之应约写了一篇长文，题为《一年来的中国文艺》，刊《民族杂志》1935年1月第3卷第1期。此文第二部分为“二十八种期刊的批判”，讨论1934年的文艺杂志，在列举旧有的《现代》《文学》等之外，还列有“非文艺杂志而刊载文艺创作或论文的，则有《东方杂志》，《申报月刊》，《图书评论》，《新中华》，《国闻周报》和《中学生》”[12]，随后对这六种以及《论语》《人间世》等共计十一种“比较都不是纯文艺的刊物”进行评点。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李长之在“杂志年”对“非文艺杂志而刊载文艺创作或论文的”的杂志进行专门讨论，可见其“文艺杂志”与“非文艺杂志”的划分观念。

1946年3月17日，李广田在《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一文中写道：“我们再看事实：在大学中文系里，或说在旧文学创作的课程中，不知到底有没有旧文学作家被造就出来，即在某些文学或非文学的刊物上看，也许我所见者少，却只见少数老先生在发表旧诗，旧词，旧文章，青年人的作品总不多见……”[13]这里直接将“文学或非文学的刊物”并列，清晰地展示了李广田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刊物”的“二分法”。

2.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

1986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出陈福康的《略论中国现代杂文运动》，指出：“一些非文学刊物或综合刊物，如《申报月刊》、《东方杂志》、《新生》、《永生》、《大众生活》、《中学生》、《新认识》、《华美》、《自修大学》、《漫画生活》、《大众画报》等等，都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杂文”，这和前面提及的“以发表杂文为主的文艺刊物”，以及“《作家》、《文学界》、《海燕》、《夜莺》、《光明》、《中流》等文学刊物竞相刊载杂文”[14]形成对照。其间“非文学刊物或综合刊物”与“文学刊物”的对举，透露着作者“文学刊物”与“非文学刊物”的“二分法”思维，至于插入“综合刊物”，则是“二分法”尚不彻底的表征。

1989年2月，《新文学史料》开始连载樊骏先生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从《人民日报》到各地的大小报纸，文学的与非文学的，学术性的与非学术性的杂志上，也都可以经常读到这方面的材料；它们各有侧重和特点，层次和方面也有所不同，却都为及时发表现代文学史料，提供了宽广的园地。”[15]此处明显可以看出樊先生的“二分法”思维，不仅从“文学”的角度二分为“文学的与非文学的”，而且从“学术性”的角度分为“学术性的与非学术性的”。

1992年2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封世辉的《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之一）》，批评“1979年以来所出现的一批关于‘北方左联’的回忆录……所提到的刊物……回忆失误之处也很多……有的误把非文艺刊物作为文艺刊物……”[16]从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非文艺刊物与文艺刊物之间不容混淆的分明界限的强调，其“二分法”主张也就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1996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载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认为“‘现代’这个概念直到20年代才流行起来。不过在那之前，‘新’已经成为特殊的价值观念，以至晚清至现代的许多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刊物均以‘新’命名”[17]。这里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刊物”，也是作者思维之中“两分法”观点的显示。

1999年1月，《太原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出版，刊出董大中的《三十年代初到抗战前太原出版的文艺报刊》，介绍说：“三十年代太原出版的刊物也很多，非文艺刊物有近二百种”，“纯文艺刊物实在不算少”，“太原出版的非文艺刊物，凡笔者所见到者，无不开辟有文艺栏目，发表文艺作品”。其中多次提到“非文艺刊物”，而且与“纯文艺刊物”形成对照与补充，体现了作者划分“非文艺刊物”与“纯文艺刊物”的“二分法”思维。

3.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解放，学界对“非文学期刊”的关注和表达渐渐多起来，但仍然没有引起广泛的足够的重视。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2001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郭延礼多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认为，“1905年后大批文学期刊和非文学期刊刊登翻译文学作品，是造成本时期翻译文学繁盛的又一个重要条件”[18]。作者看到了同样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期刊中，有“文学期刊和非文学期刊”的不同，正是我们所看重的“两分法”。

2002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中小的《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指出：“事实证明，瞿秋白先后在其主编的刊物《新青年》季刊、《热血日报》等非文学刊物上发表的《颈上血》《罢市五更调》《五卅纪念曲》等通俗歌谣，不仅活跃了版面，表达了劳工心声，扩大了革命运动的影响，而且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革命通俗歌谣这独特的一章。”[19]这是正视文学发展现场，还原《新青年》季刊、《热血日报》等刊物的“非文学”属性的理性声音，值得援引。

2004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韩宇宏的《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描述及社会文化背景论析》，认为“我们且不谈非文学期刊虚构、杜撰、文学化的是非曲直，有一点则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有利而决非有碍于它的发行量”，质疑“非文学的期刊在极力文学化，而文学的刊物又在非文学化，都以对方为超生制胜的法宝，究竟谁更聪明”[20]。韩先生虽然谈的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但其关于“非文学的期刊”与“文学的刊物”的“两分法”，以及二者之间的彼此倚重与利用，于我心有戚戚焉。

2007年6月，新星出版社出版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其第四章“文学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云：“就文学路线和政策而言，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是几种非文学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21]这是对《人民日报》等报刊的非文学属性的客观还原，背后“文学”与“非文学”的“两分法”，是本文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

2010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张永的《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直接以“民俗学传播的文学及非文学刊物”为第一章的第四个小标题，非常醒目地凸显了作者“文学及非文学刊物”的“两分法”。作者的着眼点和侧重点虽然是“民俗学”，借“两分法”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俗学的结缘与互动，还体现在文学和非文学期刊对民俗学的介绍和传播，为现代作家民俗学知识结构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帮助”，但其“文学刊物、非文学刊物甚至包括民俗学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22]等观点，是切合现代文学实际的洞见。

2012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涛聚焦现代作家佚文的著作《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绪论——民国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指出：“期刊中，由于性质不同，不同种类的期刊所得到的关注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与非文学类期刊相比，文学类期刊受到的关注自然较多。”[23]此处已经涉及“非文学类期刊”的话题，已是“两分法”的思路，只是作者更多还是提出“边缘报刊”概念并借以展开论述。

此外，还值得交代并致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猫头鹰学术文丛”2007年8月推出的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其中第二章第二节专论“文学传媒与非文学传媒”，也是其“两分法”思路的突出体现。此著就“区别文学传媒与非文学传媒的意义”“非文学传媒对文学的巨大影响”[24]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代表着笔者所见关于“非文学传媒”（期刊）论述的高度和深度。

二 谁的尴尬：被纳入文学期刊研究的非文学期刊

经过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再到21世纪以来的梳理，学术史上那些主张期刊“两分法”的声音与线索虽然渐渐清晰，可以知晓其源远流长与时代发展，但究其影响，始终是微弱的、非主流的、非常有限的。一方面，“非文学期刊”概念没有得到正名，“非文学期刊”话语没能照亮，“非文学期刊”的旗帜没有升起，“非文学期刊”的窗户少人问津；另一方面，由于非文学期刊群体的庞大存在与巨大影响，由于其与文学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还是有一批非文学期刊已经事实上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被纳入文学期刊研究。这些期刊以其非文学期刊属性，却被纳入文学期刊研究，地位无疑颇有些尴尬。这种尴尬既是非文学期刊的尴尬，也是期刊研究者的尴尬。以下就几种文学期刊整理研究成果略作论析。

1.几种重要文学期刊目录与非文学期刊

系统关注现代文学期刊并进行编目的成果，较早的是阿英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史料·索引》卷之第七部分：“杂志编目”。编者在《序例》中称“杂志总目，这里所收的，共达三百种。详细的编目，原稿钞缮好的也有二十种。为着篇幅关系，到付印时，只得割弃若干种，如《中国青年文艺作品目》之类”[25]。经核查，实际列出的杂志总目长达8页，共计284种，“主要杂志详目”列出《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戏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语丝》等11种，另有“特刊专号”。

客观地说，阿英的“杂志编目”既开现代文学期刊编目的先河，也开将非文学期刊纳入文学期刊目录的先河。比如《新青年》，虽然阿英注意到“十卷改为季刊，为纯粹的政治刊物。故本目录，录至九卷六号止”[26]，但不论就其主张、宗旨，还是观其栏目、内容，前九卷也并不是狭义的文学期刊，而更多的是“作为思想启蒙刊物吸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力……《新青年》2卷6号以前，集中于反孔反儒、宪法与孔教、政治伦理等问题。文学问题并不显得特别突出，在数量上就一目了然”[27]。这已不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而是大多数真正检阅《新青年》原刊的读者都会得出的结论。陈平原也指出，“《新青年》的一头一尾，政论占绝对优势，姿态未免过于僵硬；只有与北大教授结盟那几卷，张弛得当，政治与文学相得益彰。但即便是最为精彩的三至七卷，文学依旧只是配角”[28]。也就是说，严格说来，《新青年》其实是非文学期刊。周海波论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发表在非文学传媒上面”时，举出的例子就是“诸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以及大量随感录就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继而强调“《新潮》、《语丝》、《现代评论》、《莽原》等大量非文学报刊，几乎成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媒体，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非文学性的媒体几乎就没有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29]。这是很有道理的。由此观之，“主要杂志详目”列出的11种期刊中，有3种其实是非文学期刊。而在“杂志总目”列出的284种期刊中，非文学期刊更是不在少数。比如《学生杂志》，乃“专供全国中等学生阅的月刊”，文艺只是其内容的一个方面，此外关于教育、科学、时政的内容不少，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期刊；再如《新女性》，系“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的女性刊物，内容丰富，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从其《本社投稿简章》首条之“关于妇女、家庭、儿童、性欲等问题的文字，无论撰译，都极欢迎”可见一斑，称“文学期刊”实在有些勉强；又如《解放与改造》，从其常设栏目“论说”、“思潮”、“评坛”、“译述”、“世界观”、“社会实况”及“本刊征文”之“本刊征求关于社会问题革新运动之著作与译述，又关于吾国妇女问题亦甚愿女界诸君各抒所见”看，是典型的社科综合类刊物，“文艺”只是其中一个并不固定的栏目，不是每期都有，即使有，所占版面也非常有限，以“两分法”衡量，无疑应该列入“非文学期刊”。类似的例子还有，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1961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虽然只有薄薄的110页，但列出的期刊多达1300余种，而且内部又分为“社团刊物、文学刊物、专门性刊物、综合性刊物四类”。虽然解释称“因为这个目录是文学期刊目录，专门性刊物及综合性刊物只是略有涉及”，但毕竟还是收录了不少非文学期刊，如《知识与生活》《现代新闻》《中国工人》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合作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之一，是当时最为完备与翔实的现代文学期刊资料，“选收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因而有相当资料价值的期刊二百七十六种（另有附录四种）”。从编者的《前言》所称“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学期刊，也酌情选收了一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综合性文化刊物”看，前辈们还是注意到所收期刊内部是不是“文学期刊”的差别，并用“综合性文化期刊”以示区别。那些“综合性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努力周报》等，以“两分法”衡量，也应该视为“非文学期刊”。

迄今规模最大、收录数量最多，编制也最全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工具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由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据编者在《前言》中统计，“逾700万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相关）期刊657种”。所谓“相关”，已经暗示有的期刊不是现代文学期刊，而只是相关期刊。其接下来所谓“收入自1919年至1949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文学期刊及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篇目，并以原刊目录为基础，参照原刊正文，进行必要的校勘、补正和整理，编制馆藏索引和注释”[30]，更是点明657种期刊包括“中文文学期刊及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虽然表述不同，但思路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并无二致，有着明显的继承与延续关系。同样，若以“两分法”衡量其中的“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就会发现大多其实可以归入“非文学期刊”，除前文已提及的外，还可以列出《家庭良伴》《科学大众》《上海记者》等。

从这几种重要文学期刊目录成果看，有的非文学期刊对现代文学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新青年》《新潮》等，导致相关目录的编者无法割舍，只能变换着策略与说法把它们纳入文学期刊目录之中；同时，编者们也对文学期刊有着自己的尺度和判断，也并未把这些非文学期刊等同于文学期刊。此外，列出的文学期刊越多，考察的范围越广，所谓“关系密切的”“相关的”刊物就越多，纳入的非文学期刊就越多，名不副实的尴尬也就越多。

与之相反，有的阶段性的文学期刊目录，收录期刊的种类不是太多，就往往没有这种尴尬。如1962年11月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印的《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列出的是从《人世间》到《鲁迅风》共计30种文学期刊的发刊词和目录，就悉数为文学期刊，没有非文学期刊混淆其中。虽然“由于力量所限，有的期刊目录未能收全”，但“先将散失最严重的1937～1949年一阶段整理印出”[31]，已是功不可没。

如何避免这种尴尬，让“非文学期刊”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文学研究领域呢？只能依靠文学研究者观念的调整与转变。

2.《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与非文学期刊

也许是前述文学期刊目录成果的资料性质，使得他们都没有对“文学期刊”进行必要的界定，而是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直接使用。与之相比，刘增人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多了一些研究性质，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史上一本划时代的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的厚重之作。笔者近年来也从中受惠颇多，心存感激。但是，在对非文学期刊的处理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可能有更多的尴尬。

首先是定义的尴尬。此书《引言》认为，“所谓文学期刊，应该包括纯文学期刊与‘准’文学期刊两大系列：纯文学期刊指发表各体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译介、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的期刊；‘准’文学期刊主要指由文学家参与策划、编辑、撰稿、发行的，开设专栏或以相当篇幅发表文学类作品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以及主要刊登书目、刊目、书评、刊评、读书指导、读书札记、出版消息等书评类刊物，刊登文化—文学类稿件的文摘类刊物”[32]。其中关于“纯文学期刊”的定义是比较周延的，值得参考；但另一系列——所谓“‘准’文学期刊”就需要讨论了。“文学家参与策划、编辑、撰稿、发行”的期刊固然应当特别注意，但何谓“文学家”？取得何种地位才可以成为“文学家”？按照文学史上所谓“约定俗成”？那么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算不算“文学家”？过于强调“策划、编辑、撰稿、发行”的“文学家”身份，是不是一种期刊研究的“唯出身论”？会不会有悖于从期刊内容之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此为其一。其二，“开设专栏”固然是一个醒目的区分标志，但是指一直“开设专栏”、长期“开设专栏”，还是一度“开设专栏”？若“开设专栏”而所占版面并不大，甚至很小，也视为“‘准’文学期刊”？有的刊物不分栏目，但刊发有不少文学类作品，能不能算“‘准’文学期刊”？其三，“相当篇幅”是多大的篇幅，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就行？这种量化标准虽然操作性强，但在具体比例设定上可能顾此失彼，宽严皆误。其四，对于“主要刊登书目、刊目、书评、刊评、读书指导、读书札记、出版消息等书评类刊物”，其“书”之范围何其广泛，未必有多少是“文学”类书籍，也都可以算作“‘准’文学期刊”？

之所以会出现比较尴尬的定义，或许是因为定义者总想用一个“文学期刊”的定义把自己认为应该纳入考察范围的期刊都纳入其中。然而，强扭的瓜，据说不甜。其实，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会豁然。既然非文学期刊刊发有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纳入文学研究呢？既然可以纳入，为什么一定要强行向“文学期刊”靠拢，不惜以“‘准’文学期刊”这样尴尬的名义纳入，而不是以其本身属性，以“非文学期刊”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进入文学研究的殿堂呢？

其次是内容的尴尬。在有些尴尬的“文学期刊”定义下进行期刊发掘与叙录，难免会有些尴尬的内容，加之编者秉持的“宁滥勿缺”主张，就会进一步将内容的尴尬扩大化。在下编“史料汇编”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的《说明》中，编者指出，“本《叙录》在收罗、叙述文学期刊时，一向认同‘宁滥勿缺’的主张，即使只知一个刊名或附带其笼统的创刊年代者，也不轻易放弃，这不仅因为自己历年来收集颇为不易，个中艰辛，非亲历者无从体会；更是由于深信中国有如许之大，很难确保永远无人对这些零碎的消息有所关注；更不安分的幻想，则是对尽量完备的文学期刊调查的一种莫名的希冀，希望给那未来的宏伟工程提供一点寻访的线索”[33]。这种“宁滥勿缺”的主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其背后的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高尚的学术情怀令人感佩。但既然是“叙录文学期刊”，其前提就应该是“文学期刊”，将一些“非文学期刊”内容纳入其中，总是难免尴尬。不仅前面提及过的那些“非文学期刊”大多在其中，而且随手一翻，就可以举出一些另外的例子，比如《汗血月刊》《新中国杂志》《现世界》《月报》《生活知识》等。

3.《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与非文学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出版后，“引来许许多多专家的好评，得到过山东省和教育部的奖项，当然，也受到著名藏书家颇为严苛的批评”[34]，编者再接再厉，又集十年之功，于2015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四巨册《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最末所附《一卷编就，满头霜雪——五十余年，我陪文学期刊走过》，读来感慨万端，几欲泪奔。

此书收录期刊信息的范围更广，“上起1872年11月11日《瀛寰琐记》创刊，下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77年，约10100种”。对文学期刊的理解也有新的变化，其卷首《说明》第10则云，“本《信息总汇》所收，既有纯文学期刊，也有涉及文学的各种期刊，故杜撰名目曰‘涉文学期刊’，即广义的文学期刊。所谓纯文学期刊，除涵盖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外，其他如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等门类，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领域，均应列入收集范围；所谓涉文学期刊，即涉及文学的非纯粹文学期刊，系指设有文学、文艺栏目，或以一定篇幅发表文学、文化作品，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章的综合性、文化性期刊，电影、戏剧等艺术类期刊，以及以一定篇幅发表文学、文化作品或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章的其他专业性期刊，如校刊、学报、同学会会刊，同乡会会刊等”[35]。从这则近300字的说明，可以看出编者谨慎的调整。然而，所谓杜撰名目“涉文学期刊”，并不能解决《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之“‘准’文学期刊”的尴尬问题。既然是“涉及文学的非纯粹文学期刊”，已经从“两分法”角度提出“非纯粹文学期刊”，何不简明些，直接称之为“非文学期刊”？对“涉及文学”的强调，延续着强行将“非文学期刊”向“文学期刊”靠拢的努力，以及用“文学期刊”收编一些相关“非文学期刊”的意图，思想仍未得到解放。甚至在《后记》中，刘先生已似乎忘却了其中“涉文学期刊”的差别，直接称“到2012年底，一部网罗了一万余种文学期刊的学术元信息的大型工具书总算完成”[36]。

在这“约10100种”包含“涉文学期刊”的“文学期刊信息总汇”中，事实上不具有“文学期刊”属性而是“非文学期刊”的条目就更多了。以其中的《新新新闻每旬增刊》为例，条目内容为“旬刊，1938·7·7创刊于四川成都，熊子骏等编辑，‘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发行，1943·11出至第6卷第2期停刊。主要栏目有时评、论著、现代文献、国风、文艺、大众论坛、法规汇编等”[37]。且不说这样过于简略的没有列出主要作者、没有提及“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与“平原诗页”等重要内容的一般性介绍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也不讨论在“上编时间序列中的文学期刊信息”之后，再将相同内容按地域音序重新编排“下编空间序列中的文学期刊信息”有无必要，仅以“文艺”栏只是众多《新新新闻每旬增刊》栏目之中不甚重要的一个地位看，显然不能视为“文学期刊”，而是“涉及文学的非纯粹文学期刊”，即典型的“非文学期刊”。

当然，非文学期刊的尴尬和期刊研究者的尴尬，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尴尬，又不等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尴尬。说“是”，乃因为毕竟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是出于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目的；说“不等于”，是因为出色的现代研究者往往注意“独立的史料准备”，自行回到文学现场，爬梳检索报刊（包括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中的相关研究史料，往往在事实上会把部分非文学期刊刊发的材料纳入考察范围。但是，爬梳检索原始报刊毕竟是劳神费力之事，辨识、辑校更非一日之功。如若能以可靠的文本形式收入相关作家全集与史料集出版发行，对相关研究还是能够提供极大的便利，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推进研究。所以，重视“非文学期刊”的作用，积极整理研究其中的文学史料，其意义不容小视。

三 不惮前驱：非文学期刊正名及其意义

逻辑学告诉我们，划分是明确概念全部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二分法”是一种特殊的划分方法，它以“有无某种属性”为根据，把一个母项划分为一个正概念和一个负概念两个子项，正概念反映有某种属性，而负概念反映没有这种属性，如金属与非金属、生物与非生物等。这是逻辑学常识，类似表达很多，如“以概念反映的对象是否具有某一属性作标准，概念可以分为正概念和负概念”[38]。甚至有的学者有的“规划教材”虽然看似有了不同的表达，如“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具有某属性，概念可分为肯定概念和否定概念”[39]，但其本质内容还是一致的。

“文学”与“非文学”也是“二分法”的结果，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甚至互相转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引起学界很多关注。诸如栾栋先生关于“文学非文学”“文学既是文学，而又另有所是”的观点及其“辟文学”主张[40]，也颇有启示意义。

与之相应，“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的划分也是“二分法”的运用，其“有无某种属性”之“属性”，就是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主要发表各体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作品的属性。具有这种属性的期刊，就是“文学期刊”，不具有这种属性的期刊，就是“非文学期刊”。这里不仅要看期刊客观呈现出来的栏目设置、版面内容等因素，还要考量刊物编者在《发刊词》《编后记》《征稿启事》及广告宣传等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主观愿望和诉求，把他们的“心”与“迹”结合起来。

当然，“非文学期刊”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泛，又可进一步以“文学相关内容”之有无作为“属性”再次进行“二分法”划分。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此种属性，才接近刘增人先生所说的“涉文学期刊”，其实应该称作“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而没有这种属性的所有非文学期刊，都可以称作“其他非文学期刊”。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非文学期刊史料发掘的重点，自然是“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但是否与文学有“涉”，要翻阅核查之后方能知晓。所以，理论上全部“非文学期刊”都可以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考察对象。

至此，可以尝试为“非文学期刊”下一简单定义。所谓“非文学期刊”，是指不以“文学”为目的、主要刊载“非文学”内容、在主要方面不具有“文学”属性的期刊。其中发表有少部分各体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作品的，为“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此外的为“其他非文学期刊”。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的“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与刘增人先生提出的“涉文学期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点，而是基于不同的逻辑，有着重要的区别。也就是说，“涉文学期刊”在逻辑上对应的是“文学期刊”，而“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的逻辑对应是“其他非文学期刊”。“涉文学期刊”是作为“期刊”之一类，而“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只是“非文学期刊”之一类，其再上一级单位才是“期刊”，二者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两者的首要区别在于立足点或曰立场不同，“涉文学期刊”的立足点（立场）在“文学期刊”，试图将“涉文学期刊”纳入“文学期刊”研究，完成对“涉文学期刊”的收编；而“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的立足点（立场）在“非文学期刊”，正视相关刊物的“非文学期刊”属性，客观地讨论“非文学期刊”及其中的部分文学内容。也就是说，“涉文学期刊”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是因涉及文学而关注“期刊”，其处理方式类乎文学期刊，把“非文学期刊”当作“文学期刊”进行梳理；而“涉文学型非文学期刊”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继而注目其中的“文学”，其讨论角度不同于文学期刊，把“非文学期刊”视为“期刊”本身进行发掘。

在我们看来，为“非文学期刊”正名，回到“非文学期刊”，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值得期待的广阔前景。具体而言，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正视“非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厘清许多优秀的经典作品首发于“非文学期刊”的历史，还原“非文学期刊”与文学期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现代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场域与生态的文学史现场；能够不再无奈地把非文学期刊纳入文学期刊进行研究，才能与名不副实的尴尬告别，才能让非文学期刊理直气壮地走进文学研究的殿堂。朱晓进曾指出：“20世纪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国共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使20世纪成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41]，在“非文学的世纪”，存在着众多的“非文学期刊”，“非文学的世纪”需要专门研究“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也需要及时关注文学与“非文学期刊”的关系，呼吁学界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研究。

其次，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有效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进一步彰显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展示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转型的过程与实绩；才能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变化的新认识，重新梳理其从杂文学形态到走向纯文学形态，再到走向新的杂文学形态的发展历程，形成现代文学观念的创新与突围。李怡曾指出，在大文学视野下解读作家日记“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定位模糊的文体捧进‘文学’的光荣殿堂，而是在兼顾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方向上，挖掘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个性和情怀的别样的表达，解释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样式”[42]。我们强调回到“非文学期刊”，也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定位模糊的期刊“捧进‘文学’的光荣殿堂”，而是“在兼顾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方向上，挖掘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个性和情怀的别样的表达”，解释一种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存在方式。

最后，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解释现代文学研究新史料发掘的特点与趋向，才能从新史料出发，打开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非文学期刊”窗口，看到文学发展变化的新景观。非文学期刊虽然全程陪伴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在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均有重要作用和不俗表现，但其真正大爆发，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当抗日救亡、抗战建国成为时代主题与社会诉求，包括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要服务于抗战需求，而文学正是抗战宣传、抗战动员的有力武器与有效渠道。所以，非文学期刊纷纷对文学敞开怀抱，借助文学的力量服务抗战大业，打开销路，维持运营，而且不论新旧、文白、雅俗，也不管是声音记录还是文字书写，只要能够满足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思想武器与抗敌激励之需要，就予以刊载。由此，就进一步形成和放大了抗战文学的“杂文学”特征，超越文学期刊，超越前后的现代文学，表现出最为突出的“杂文学”形态。对这种“杂文学”形态的重新勾勒与具体阐释，有望以不一样的抗战文学史观打开抗战文学的新视野，推动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与“突围”。

此外，我们虽然不赞同邓集田将“但有比较多的文学内容（一般要占刊物内容的1/4或1/3以上）”的综合性期刊称为“综合性文学期刊”，“也算作文学期刊”的处理方式，但其“许多文学期刊都会适量刊登非文学性内容，综合性期刊也一样，常常到文学领域内抢生意，以便争夺更多的读者。这使得各种类型的期刊之间相互交错的现象比较明显”[43]。这种观点，却是敏锐的洞见。也就是说，非文学期刊可以有文学内容，而有的文学期刊也存在非文学内容；非文学期刊的文学内容不能左右其“非文学”属性，文学期刊的非文学内容也不能改变其“文学”属性。

总之，我们梳理从民国时期闻一多、谢六逸、李长之、李广田等先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樊骏、陈福康、封世辉、汪晖、董大中等前辈，再到21世纪以来诸多学者关于“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的“两分法”；分析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史料·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等研究成果不得不将“非文学期刊”纳入“文学期刊”研究的尴尬，尝试进一步为“非文学期刊”正名，都是出于对“非文学期刊”概念与相关问题之理论意义的自信与期许。非文学期刊一直是与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巨大存在，从来就是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之一，参与着现代文学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聚焦非文学期刊，钩沉其中散落的作家集外作品与相关史料，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史料发掘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能够深度还原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与原始形态，照亮其结构与细节，阐发其特质与规律，从而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王富仁先生三十多年前就有“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需要四个“新”，即“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新的标准”“新的态度”[44]的倡导，我们以为，若以“非文学期刊”的眼光、角度、标准和态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非文学期刊”视野，完全有可能打开现代文学研究和史料发掘的“新局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师友就“非文学期刊”概念及其意义与前景展开讨论，在“非文学期刊”的旗帜与视野之下汇集更多同路人，共同致力于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事业。

当然，具体到操作层面，“非文学期刊”视野下的史料发掘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与方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完成一个根本转变，即从以作家为线索的检索搜罗转变为以期刊为单位的系统发掘。关注不同研究对象的学者分头爬梳同一种非文学期刊，泛黄的民国期刊翻了再翻、卷曲的缩微胶片摇了又摇、海量的报刊数据库查了又查的方式，明显有重复劳动、效率不高之弊。不无遗憾的教训与值得称道的尝试都不少，且容今后另文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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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研究”（项目编号：14BZW113）阶段性成果。

[2] 张福贵、王俊秋、杨丹丹、张丛皞：《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94页。

[3] 钱理群：《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6期。

[5] 张中良：《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系“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总序二”，见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第5页。

[6] 王本朝：《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又见《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人民出版社，2013，第238页。

[7] 秦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评述》，《传播与版权》2014年第5期。

[8] 凌孟华：《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4期。

[9] 虞和平：《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04册，大象出版社，2011，第74页。原文无标点，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10] 闻一多：《致闻家驷》，《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162页。

[11] 谢六逸：《小品文之弊》，原载《太白》一卷纪念特辑《小品文和漫画》，上海生活书店，1935；又见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第175页。

[12] 李长之：《一年来的中国文艺》，《民族杂志》1935年第3卷第1期“两周纪念号”；又见《李长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第325页。

[13] 李广田：《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李广田全集》（第5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94页。

[14] 陈福康：《略论中国现代杂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15]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16] 封世辉：《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17] 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8]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395页。

[19] 刘中小：《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49页。

[20] 韩宇宏：《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描述及社会文化背景论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70页。

[21]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第114页。

[22] 张永：《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17、20页。

[23] 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第9页。

[24] 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52～73页。

[25] 阿英：《序例》，《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6页。

[26]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391页。

[27]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2页。

[28]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80页。

[29] 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第62页。

[30]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页。

[31]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山东师范学院，1962，编者《说明》。

[32]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第1页。

[33]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第218页。

[34] 刘增人：《一卷编就，满头霜雪——五十余年，我陪文学期刊走过》，见刘增人等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4），青岛出版社，2015，第3页。

[35] 刘增人等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1），青岛出版社，2015，第3页。

[36] 刘增人：《一卷编就，满头霜雪——五十余年，我陪文学期刊走过》，见刘增人等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4），第3页。

[37] 刘增人等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2），2015，第1063页。

[38] 何向东、何名申：《逻辑学基础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20页。

[39] 陈树铭：《逻辑学》（修订版），科学出版社，2013，第15页。

[40] 栾栋：《辟文学通解——兼论文学非文学》，《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41]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页。

[42] 李怡：《大文学视野下的〈吴宓日记〉》，《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43]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80页。

[44] 王富仁：《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