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变

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译介学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逐渐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对翻译展开迥异于传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文学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等。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译介学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国内译介学研究热潮的兴起促进了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人们纷纷从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对之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加以肯定。然而，译介学的价值和影响远不止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突出译介学的跨学科意义。

一 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译介学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确立了翻译文学的国别身份，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据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量涌现的白话翻译文学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和文学史为基本的研究内容，但随着译介学的兴起，现代文学坚守了几十年的研究范畴因为翻译文学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

第一，译介学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译介学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和文化信息的复制传递，它具有文学创作的特质。文学翻译需要用艺术性的语言去呈现原作的“风韵”，译者翻译外国文学时必须结合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在中国现代语言系统中找到能激发中国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感受；译者与原作家之间都要对原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情节及文化因素进行相应的体验和创造。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这些类似性决定了翻译文学应该归入译者的语言文化系统中，中国现代译者翻译的外国文学相应地也应该属于中国现代语言文化系统的构成要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随着译介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在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基本赞同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译入语国文学）的看法，比如贾植芳先生在《译介学》序言中说：

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

谢天振先生在其著作《译介学》第五章中以“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为题专门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国别身份和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在考证了大量文学翻译作品的基础上理性而果断地认为：

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2]

著译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间接反映出现代文学早期对翻译文学民族身份的认同。王德威先生曾说：“我们对彼时（清末民初——引者加）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须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3]，说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融入了较多中国文化因素和译者的主观情思，具有创作性质和中国文学色彩。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现代作家视翻译作品为创作作品并将其收入作品集，出现了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互渗透，合而不分”[4]的“景观”，比如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就收入了《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翻译作品。胡适依靠《关不住了》这首译诗确立了新诗的“新纪元”，有力地证明了翻译文学既以“他者”的身份通过外部影响来促进新文学的发展，又以民族文学构成要素的身份直接参与现代文学的建构。但因为社会历史原因和学科划分界限过于清晰，翻译文学后来淡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几十年来都理所当然地忽视了这个原本就属于自身构成要素的内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随着译介学理论的成熟得以扩大，人们开始承认用现代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

第二，译介学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扩大必然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内容的丰富，长期以来被现代文学研究排除在外的翻译文学因为民族身份的确立会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通常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作家论”的研究，二是思潮、流派、社团的研究，三是文学史现象研究，四是文体研究和作品细读研究，五是文学史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研究，六是跨学科的研究和文化研究。[5]作家作品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这个作家创作的意义、价值及其文学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有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革，经典作家的名单在不断增加，除上述作家之外，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金庸等作家都已经成为公认的文学大师。由此可见，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将翻译了很多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如傅东华、朱生豪等纳入作家群体中，即使对鲁迅、郭沫若等公认大师的研究也很少涉及他们的文学翻译成就。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贾植芳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构成”[6]。既然现代翻译文学根据译介学的观点应当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那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理应将译者、翻译文学的成就划为必要的观照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成就斐然且数量庞大，对之加以研究势必会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译介学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学理性依据。随着文学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过去那种依靠主流意识捆绑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来书写文学史的做法遭到了普遍质疑，于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不少学者从文学性立场出发对文学进行客观的打量，勾勒出了文学发展的自律性轨迹。然而，热闹的文学史书写现象与丰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并不能掩饰此次文学史书写浪潮的不足，其中，对翻译文学的遮蔽便可视为缺憾之一。译介学认为现代翻译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就不能不涉及翻译文学，只有包括了翻译文学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才会具有全面、科学和客观的“史性”品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都把翻译文学网罗进了文学史的书写范围。但当代撰写的文学史很少承认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为地将这个“单元”驱逐出了文学史的家园。难怪作为中国译介学学科奠基人的谢天振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一例外地取消了论述翻译文学的专门章节，不仅如此，它们对作家们的翻译文学成就不是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视若无睹，缄口不谈。譬如，煌煌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其中一半是译作，而且鲁迅又有很高的翻译成就和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又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他们的译作都相当丰富，但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却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踪迹。[7]

就连目前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如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朱栋霖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也只零星地提及了翻译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从分体文学史著作来看，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仅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论述了翻译小说及其对中国小说新变的影响，骆寒超撰写的《20世纪新诗综论》简略地谈到了翻译诗歌对新诗的影响，其他分体文学史也忽略了翻译作品。翻译文学的缺席无疑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缺憾，秦弓先生说：“目前流行的现代文学史，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弥补。譬如：作家的生计与文学的生产流通处于怎样的关系……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占据何种地位”[8]，等等。译介学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学理性依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翻译文学联系起来，翻译文学不仅成为“重写文学史”的新鲜内容，而且是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新鲜视角，我们期待在译介学影响下含有翻译文学的现代文学史能早日出版。

译介学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进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并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学理性依据，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讲，译介学在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上体现出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二 丰富现代文学研究的视角

译介学在摈弃传统翻译研究注重语言转换和信息传递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审视翻译文学，将翻译文学的影响研究作为译本传播和接受的必要内容，从而发掘出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内容。由于译介学对翻译文学影响研究的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待中外文学关系和考察中国现代各体文学时获得了崭新的视角，不少学者突破了之前从单一的外国文学的角度去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影响，开始尝试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去研究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必带来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翻译文学研究从语言视角向文化视角的转向导致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这反过来又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翻译”视角。先前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依照国外翻译语言学理论，将翻译看作两种语言的等值替换或等信息转换，将注意力集中到语言和技巧层面上。比如最先将语言学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英国翻译语言学派代表约翰·卡特福德（J.C.Catford）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9]，美国翻译语言学派代表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也曾说：“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10]翻译语言学派的观点使学者们难以集中精力关注翻译文学的文本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内容，中国现代文学自然也难以进入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从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语言上升为思想的本体：“从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到当代的文学理论，20世纪语言学革命的标志认为意义不仅是被语言表达（expressed）或反映（reflected）出来的，而是被语言生产（produced）出来的。”[11]当代文学理论的“语言学革命”给翻译文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之前人们视语言为思想和表达工具的语言观念，认识到语言本身蕴含着意义和思想。所以，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等值转换，而且是文化思想的转换和交流，文学翻译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而应上升到文化研究的高度，因而考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变化，以及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等，理应成为翻译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既然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成部分，那翻译学引起的翻译文学研究视角的变化，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变化。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再次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视角，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英国学者斯莱尔·霍恩比（Snell Hornby）说：“译文文本不再是原文文本字当句对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文本不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12]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改变了翻译文学研究的对象和重心，突破了翻译文学文本的局限而将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等文化形态联系起来，使文学翻译研究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并再次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联系起来。如果说“文化研究介入到文学研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将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部分彰显出来”[13]的话，文化翻译研究将会使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被遮掩的内容回归为翻译研究的正题，带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郭建中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14]正是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的翻译目的、制约文学翻译的因素、翻译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对我国新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便成为译介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在比较文学媒介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的继承和扬弃，“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15]。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不在语言层面，译介学“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它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16]。所以相对于传统的语言研究来说，译介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及所受到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译介学使我们不必再去计较诸如“诗的可译与否”、“好译本的标准”以及“作家译书的利弊”等问题，而是把所有的翻译文学都视为一个既定的客观文本，以这个客观的文本为依托展开文化的影响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许多在原语国不著名的作品可能会在译语国引起轰动、一部翻译作品质量的高低也不一定会成为它受到译语国读者欢迎与否的标尺等诸多看起来扑朔迷离的问题。译介学主张对翻译文学进行文化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在文化上的交流、文体上的影响和互动提供了思路；译介学将“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中的重要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文学形式的“变形”和内容的“改写”或“删减”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合理性，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选择和文学需求提供了思路；译介学确立了翻译文学的归宿，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内容和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做出新的调整。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从翻译的角度去研究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显得更加必要，因为“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国创作文学的极其密切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文学史上少有的。……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个主要文学样式的诞生与发展，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翻译文学都起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7]。所以译介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

译介学对翻译文学研究的重视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必然使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在研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起到的“巨大”甚至是“决定作用”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受到的外来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原本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总之，通过换位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译介学其实是在从翻译这个崭新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部分内容进行研究。

三 确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心

译介学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过程中媒介的重视，加上该学科强调对翻译文学这个“既成事实”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是中外文学发生关系的主要媒介，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对中国广大读者而言，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外国文学的中文译本，而且从审美观念和接受情况来看，外国文学只有通过译本才能在译入语国中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外国文学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形成影响就必须翻译成汉语文学，译作是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应该以翻译文学作为重心。

翻译体是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也并非原生态的外国文学，而主要是翻译文学。五四时期翻译外国文学的译者主要是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外国文学正是在中国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制约下通过作家的理解翻译进了中国，外国文学发生误译的原因是双重的：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会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译者会在母语文化和文化“原型”的支配下结合自己的审美理念来改译原作。这种误解（误读）导致的误译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变和发展，“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18]。如果发生在同一种文化内部的两位作家之间的“误解”是现代文学生存的原因的话，那缺少了发生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诗人的“误解”导致的误译，中国现代文学也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没有外来文学的刺激和启迪，中国文学要在自身内部实现新变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通过误译后的外国文学译本来实现的。所谓译作，其实就是外国文学误译形态在译入语国文化中的存在形式，它是沟通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中，受到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翻译在文学媒介、实现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19]同样，外国文学如果不借助译作的媒介作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会因为桥梁的短缺而望洋兴叹，至少说它的影响不会像现在这样明显。没有外国文学的误译，就不会有外国文学的接受，没有外国文学的接受，就不会有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

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实现的，因此，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关键在于研究翻译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正是由于翻译文学的存在，外国文学才在不懂外语的普通中国读者群体中得以广泛地传播并被接受，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期待产生影响，难怪卞之琳先生说：“译作，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20]由于语言的隔阂，能够直接欣赏原作的中国读者毕竟是少数，但从文化交流和文学需求的角度来讲，多数中国人还是需要阅读外国文学的，翻译文学自然就成了文化交流的中介。“整个20世纪，中国的诗人和文学读者的外语水平都不高，特别是很多年轻诗人轻视知识，外语水平普遍较低。外语文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与其说一些国人模仿的是‘外语诗’诗体，不如说是‘外语诗的汉语翻译作’诗体”[21]。此话对20世纪诗人们的外语水平的估计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外国诗歌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译诗来实现的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常说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指的是翻译文学，因为翻译以后的作品才会对译入语国的作家和社会产生影响，纯粹外语形态的文学不会对我国文学产生影响，即便是那些懂外语并深谙外国文化的作家，外国文学都要经过内在思维和文化的翻译过滤才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个能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群，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却不是通过这批读者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本身直接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产生。”[22]也就是说，像“五四”那一代能够读懂外语原文的诗人，比如胡适、郭沫若、冰心、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对中国诗坛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阅读了外国文学，而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外国文学。即使是对那些懂外语的人来说，借鉴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进行创作仍然是一条便捷之途：“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而实现的，就是那些西文修养很好的人，借鉴译文仍然不失为一种学习的很方便的途径。”[23]

对于那些自身是作家而又兼事文学翻译的人来说，翻译过程也会对他们的创作造成影响。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诗创作开始从自由诗向格律诗转变，朱自清先生认为，“创作这种新的格律，得从参考并试验外国诗的格律下手。译作正是试验外国格律的一条大路，于是就努力的尽量的保存原作的格律甚至韵脚”[24]。翻译外国诗歌不仅可以使我们学到外国诗歌的形式艺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翻译过程成了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实验场”，中国新诗的许多主张都是在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并逐渐成熟的。“西方诗，通过模仿与翻译尝试，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新诗的产生”。当时很多译者都是诗人，究竟是译者的身份促进了他们诗人身份的产生呢，还是诗人身份促使他们去从事翻译？这是个两难的问题，或者说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诗人自身的创作得以完善和成熟是可以肯定的，比如胡适用一首译诗来宣告中国新诗成立的“新纪元”，郭沫若认为他作诗经历了“泰戈尔式”、“惠特曼式”和“歌德式”，徐志摩在发表译作之前没有发表过像样的文学作品，等等，都说明了翻译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五四前后著译不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诗人将翻译的过程当作了创作的过程，翻译活动会提高诗人的创作能力，影响他们的创作。翻译对于译者而言，其实也是在创作，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会了外国文学的表现方法，也应用和试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技巧，这也是作家的译作会染上他创作特色的原因；另外，译者相对于译作的其他读者而言，是最早接触到外国文学形式技巧和最早领悟外国文学艺术精神的读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不但习得了外国文学的形式技巧，而且使自己的创作风格得到了锻炼并趋于成熟。所以，译作主要影响那些不懂外文的人，译作过程主要影响那些既懂外文又兼事文学创作的人，翻译活动及译作是中外文学发生关系的直接纽带。

语言的天然障碍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决定了翻译文学的产生，文化语境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外国文学的误译，民族文学的发展需要和国内读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现实决定了译作以及翻译活动必将成为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译介学确立了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中介，有助于我们更加实际和具体地探讨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从而将翻译文学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重心。

历史不容重新选择，我们今天再来假设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或“西化”路向已经无法改变它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探讨中国文学是否应该审慎地吸纳翻译文学的艺术经验才能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也于事无补，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只能在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既成事实中去展开。好在译介学为我们从内容、视角和影响源等方面重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使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研究视角变得更加新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变得更加具体，不仅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新变化，而且显示出译介学的跨学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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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植芳：《译介学·序一》，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3页。

[2]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239页。

[3]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第5页。

[4]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103页。

[5] 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10～412页。

[6] 贾植芳：《译介学·序一》，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3页。

[7] 谢天振：《译介学》，第209页。

[8] 秦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任务与期待》，《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9] Catford，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0.

[10] 参见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65页。

[11]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4 1JF，UK：Blackwell Publishers（2nd edition），1996，p.52.

[12] 参见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1页。

[13] 王晓路：《当代西方文化批判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第2页。

[14]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56页。

[15]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第138～148页。

[16] 谢天振：《译介学》，第11页。

[17] 谢天振：《译介学》，第88页。

[18]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第31页。

[19] 廖鸿钧：《中西比较文学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103页。

[20]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新说》，三联书店，1984，第196页。

[21]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第148～149页。

[22] 谢天振：《译介学》，第18页。

[23] 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85～186页。

[24]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