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本书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对城乡二元结构研究涉及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和经典模型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变迁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并重点讨论了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内在动力，基于此指明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途径及必须完善的机制建设。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下列方法。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与科学抽象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从那以后唯物辩证法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内生事物之中的矛盾性，只有通过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否定，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才能实现矛盾性质的转化，从而导致旧的矛盾转化为新的矛盾，由此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基于此，矛盾分析法是一种能够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工具，它通过事物相关联的各个侧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来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成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对立是城乡矛盾发展的必然，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加剧的历史根源、制度因素，就是寻找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的动因。同样在二元结构中寻找促使二元转换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寻找二元转换的内在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二元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矛盾错综复杂，怎样选择自己的研究重点、出发点和归结点，又怎样揭示和论证所要研究的经济矛盾，这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好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本书通过梳理文献、归纳理论认为二元转换的内在动力在于三个方面：要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动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又应用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即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现实的经济矛盾，是由质与量两方面构成的。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必须注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统一。定性研究在本书中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内涵规定及其改造与完善上，各概念的转化使对各层次、各范围矛盾的定量研究统一起来。比如说，二元经济的反差表现在方方面面，本书不是无所不包地对所有表现特征都加以研究，而是重点关注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指数这两个指标，探究它们规律性变化背后的原因。定量分析也是本书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统计的角度进行量化研究，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定量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有体现，重点体现在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从数量上进行深入分析，并用指数平滑的方法对未来二元反差的走向做出科学的预测。本书对于无法采用定量分析的内容，则力求准确、简明地定性描述，以强化分析的透彻性。

（3）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自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年）一书中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进行区别以来，实证与规范的研究方法一直贯穿于西方经济学的始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指出：“实证经济学……是讨论‘是什么’这类问题的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规范经济学或也是规制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之取舍标准的知识体系。”[6]后世西方经济学者基本认可这种划分，普遍认为实证经济学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只描述不做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包含谁好谁坏的价值判断。虽然目前关于经济学的建设与研究中应该以哪种方法为主，国内外依然争论不休，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的学科，很难将价值判断完全删除，而且经济学作为一种以经邦济世、经国济民为终极目标的学问，处处要求进行政策评判与提出政策建议，更难排除价值判断。基于此，本书坚持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论题时，应用E—G两步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最终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模型认为二元对比系数的恶化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促使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分析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建设进而带动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时，本书对几个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在序列具备协整关系的情况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了估计，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最终得出实证结果——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效应。本书多处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坚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还强调了二元转换中的机制建设，即要从公共政策等层面为二元转换扫清障碍，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又是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

1.3.2 研究内容

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情况出发，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与途径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并采用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等手段，对当前二元经济转换的内在动力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多元化途径。本书的结构与内容如图1-2所示。

图1-2 本书总体框架的结构

第1章，绪论，包括4节的内容。第1节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论述了选题的意义；第2节对本书中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了说明；第3节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本研究的结构框架；第4节总结本书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2章，国内外二元经济理论综述。对国外理论的述评主要集中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四个经典模型：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本章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比较研究和客观评价，为后续研究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对国内理论的述评围绕关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四个研究方向来展开，这一部分研究为二元转换内生动力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参照系，更加明确了本书的研究视角。

第3章，中国二元经济的总体情况。在介绍二元经济的测度指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指数的基础上，本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在量化的基础上阐明了二元反差变动的制度原因与经济根源，最后采用指数平滑的方法对未来10年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指数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第4章，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结构转换。本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的内在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而这一差距跟我国的二元反差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章论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三种途径：一是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就业模式；二是“既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模式，即农民工；三是农村家庭的非农经营模式。最后提出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民退出的机制建设内容。

第5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与二元结构转换。为了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困境有个基本的认识，本章首先对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做出了评析，并分析了黄宗智与舒尔茨的理论分歧及黄宗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困境的“内卷”解释。在此基础上，本书从人地关系紧张的资源禀赋出发，用经验数据证实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低边际生产率，并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增加的非农就业及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带来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是改善人地紧张关系的内在动力。再加上人口转型的外力影响，中国传统农业可以走出困境，但途径不是美国式的土地密集的大农场，而应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的新农场及以家庭农场为生产基础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公式+农户”、专业合作社与政府组织的专业农产品市场。

第6章，城乡融合发展与二元结构转换。本章首先从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三个维度分析了二元反差在城乡地域的表现特征。在此基础上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改善二元经济结构，无非有两种形式：一是落后的农村变成发达的城市，二是发达的城市辐射到周边的农村。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本章探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两种主要动力与途径。一是19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乡村工业的大发展，推动了小城镇的建设。本书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分析，理论上认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异军突起，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带来了城市化的内在发展动力。而在渐进改革的大背景下，节约成本的小城镇建设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实证方面本书以乡镇企业的几个指标为解释变量，城市化率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模型的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率的提高。第二种动力与途径是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促进城市化率提高，本书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城市地域扩张为内容的扩散效应在城乡融合的城市化率提高方面作用明显。最后本书分析了一种新的城乡融合形式——休闲产业在城乡结合部的聚集带来的城乡融合。这种理论抽象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经验的总结，支持它的案例是成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带来的城乡融合。虽然这种动力与途径是受限制的，只能实现城市郊区的局部融合，但本书分析认为，它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互不吞噬的前提下，休闲旅游与农业经济结合形成的休闲产业，进而聚集在大中城市的郊区，从产业、经济、文化、地域四个方面带来了城乡融合。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可持续的与绿色低碳的城乡融合途径。

第7章，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从总体上归纳与总结全书的主要结论，提出中国二元结构转换的总体思路，并根据研究的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