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国际性纲领。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发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是将要进入“而立之年”的马克思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献上的一份“安身立命”的大礼。《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宣言》传播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及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宣言》研究仅仅停留在学习体会、笔记或《宣言》思想、观点解读等方面，翻译传播几乎没有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宣言》传播史、译句、版本考证研究增多，可以说，80年代以来《宣言》研究的学术性因素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状况来看，《宣言》的学术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宣言》思想研究；二是译文考证；三是翻译传播研究。

对《宣言》思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并且形成了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 [1]。改革开放以来，对《宣言》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特别是1983年恰逢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究《宣言》的论文达到了36篇，其中内容涉及传播史有9篇，较为有影响的包括高放的《〈宣言〉在中国的传播》（1983《学习与探索》），胡永钦等人的《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一）——二十世纪初期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83《图书馆学通讯》），林代昭、潘国华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1983《世界政治资料》），这些成果对《宣言》早期的零星介绍、传播、刊载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另外对《宣言》的全译本（高放认为共有6个全译本）略有介绍。1998年适逢《宣言》发表150周年，研究《宣言》陡然增加到228篇，有大量的学术会议 [2]的文章，这些成果大多数围绕《宣言》基本精神及与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积极方面肯定了《宣言》公开发表以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及历史意义。2000年以来，《宣言》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史料挖掘、研究方法创新和新领域开拓方面涌现出许多新成果。[3]

此外，《宣言》诞生后在国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外，对《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研究较少 [4]。

总体上看，以上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为该著作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研究《宣言》仍旧有较大的空间。其一，目前学界对马列著作翻译出版问题的研究重复较多，文本解读与历史结合研究欠缺；其二，学术界对《共产党宣言》研究多从政治角度考察，忽视了版本传播研究，因而无法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规律；其三，对改革开放以来《宣言》7篇序言精神研究不够，如在拨乱反正、经济中心转移等方面应该深入挖掘。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借鉴现有成果和深入挖掘《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相关文献，立足于《宣言》传播史主线索，深入系统地研究1930年至1949年6个全译本的形成、版本变化及其基本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地说，本著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着眼于4个历史时期的传播史这条主线来深入研究《宣言》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第二，概括提炼出1920年陈望道全译本的生成、历史意义；第三，分析1930年至1949年《宣言》译本中译词、译句、序言增减的变化，归纳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规律；第四，总结《宣言》在历史上传播的意义及当代价值。该著作突出传播史研究中以译本分析为基础，通过译本之间的对读为研究模式，并展望后面的继续研究。

通过上述研究，本书试图对《宣言》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全译本展开版本考证，通过考证研究可以系统、完整地对《共产党宣言》进行剖析和解读，有助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从零星传播、译本变迁、历史价值三个方面系统研究《宣言》，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代表性的成果有：朱宁远《〈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1958）；高放《〈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什么？》（1964）。

[2] 代表性成果有邢贲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1998）；赵曜《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

[3]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陈红娟《新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研究述评》（2015）。这篇文章对新世纪以来《宣言》翻译历程、汉文全译本考证、陈望道译本的专题研究、译词和译句考究、传播五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评价，是研究《宣言》翻译、传播的一篇重要成果。如对《宣言》翻译历程研究，方红和王克非（2011）从翻译学视角梳理了《宣言》在中国早期翻译的过程，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谁翻译了什么及为什么选择翻译这些内容等问题。陈家新（2012）不仅将《宣言》翻译划分为清末民初的译介、五四时期的传播、1920年至1949年《宣言》在中国出版完整译本三个阶段，而且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禹雪（2005）运用“描述翻译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操控理论”“翻译准则理论”，结合《宣言》在中国近现代从初步引入到大规模翻译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探讨《宣言》翻译活动中所受到的历史、意识形态等“翻译外因素”的影响，从语言和修辞层面比较《宣言》各时期的翻译版本，探讨造成版本差异的原因。关于《宣言》汉译全译本，杨金海提出12种译本说，对陈望道译本展开专题研究。以往对陈望道译本的研究侧重于翻译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以及对陈望道本人经历和贡献的零星梳理。当前的研究则更加注重结合历史背景探究译本产生的必然性。研究者在陈望道翻译《宣言》参考的蓝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英译本说。陈振新（陈望道之子）、杨金海、胡永钦、邓明以等人持这种学说。二是日译本说。持这种观点的有王东、陈进等。如果想要弄清蓝本问题，必须就英文版、日本版和中文版《宣言》译本进行比对工作。对《宣言》译词、译句考究。邱捷（2011）考察了“绅士”“绅士阀”等概念，探讨陈振飞《宣言》译文中使用“绅士”译法的缘由。马天俊（2009）分析从1907年到1995年88年间获得汉语表达时的修辞学问题，结合东西方文化，比较了九个对应的汉语词汇，即异物、妖怪、怪物、巨影、幽灵、精灵、怪影、魔影、魔怪等。陈长安（2011）认为，中译《宣言》“nation”译语，总体上经历了从“国民”到“民族”的译法变迁，而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革命路线和民族纲领的影响、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以及基于这种概念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这种译法变迁的重要背景。这种结合词义翻译的历史语境以及译者意图来探讨《宣言》重要术语转化成因的方式，为当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学者通过梳理重要术语在《宣言》文本谱系中的变迁，进而探究了语词运用背后的用意。译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引发的讨论。俞可平、高放、郑异凡、王保贤等人各抒己见，对这句的译法表达了不同看法。如何将译本的历史性与当代阐释结合起来是今后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宣言》的传播，当前学界则逐渐从传播学、文本研究等多个角度探讨《宣言》传播的过程、特点、渠道等问题。唐建阳（2011）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分析了《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王海军、黄家茂（2013）则结合中国历史语境总结了《宣言》早期的传播特点；聂锦芳（2004）从文本学角度探讨了《宣言》成为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的原因；杨金海、胡永钦（2001）从出版和发行组织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宣言》的传播过程。邱少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该论文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宣言》的零星摘译、介绍及1938年成、徐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8年莫斯科译本、1949年莫斯科全译本进行了简单梳理和介绍。高淑玲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为例》，该文通过《共产党宣言》翻译过程的研究为例说明正确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准确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理，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剡芳芳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片段传播及其对中国主要政治思潮的影响研究》（1899—1920），通过清末民初《宣言》介绍、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宣言》的零星传播，分析《宣言》对当时中国整个政治思潮的影响，最后总结出《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传播的重要意义。董庆蓓茜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宣言〉译本差异及其传播影响研究》在考察和梳理《宣言》在中国传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英汉译本的产生背景、译者身份、版本结构、翻译动因、模式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不同《宣言》英汉译本的差异性，探究译本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译本差异对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启示。马晓琳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共产党宣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1919—1949），从不同角度对《宣言》翻译传播进行了研究。此外，郭德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010）、庄福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1988）等近些年来研究性专著对《宣言》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4] 关于国外对《宣言》在中国传播研究的状况可参见刘子熙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在文中梳理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中第三章“京沪天地”部分，有毛泽东、李大钊等人在《宣言》的感召下所从事的一些革命活动的过程，这部著作详细描写了毛泽东把《宣言》的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分析中国现状，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解救中国，这部著作在这部分写得比较详细，值得借鉴。另外，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北京市东城区立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第一章“革命家的诞生”，论述了邓小平在苏联和法国的学习和各种活动。在《宣言》的影响下，邓小平于1924年7月在巴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动成为中共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