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花卉种植技术之先进

宋代花卉种植技术最值得称道的是引种和嫁接技术。引种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对野生花卉的引种。欧阳修在其《洛阳牡丹记》中称：“魏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以卖魏氏，……其后破亡，花传民家甚多，有人数叶（瓣）者，云者七百叶。”[14]可见它是由卖柴者从山中掘来卖给魏氏，魏氏再治圃栽培的。同书又记：“细叶，麄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

其二，跨区域的引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自青州以馲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周师厚《洛阳牡丹记》也记：“岳山红，……本出于嵩岳。”“玉蒸饼，千叶白花也。本出延州，及流传到洛，而繁盛过于延州时。”陆游《天彭牡丹谱·花品序第一》记载：“崇宁（1102—1106年）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1119—1125年）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

其三，对国外新品种的引种。南北朝时的稽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15]其后，如素馨、海棠之类不断传入，丰富了我国花卉品种。宋代陈思在《海棠谱》中甚至说：“以海为名者，悉从海外来。”[16]余靖在提到广州西园的景致时说：“石有群星象，花多外国名”[17]，而为“岭北”所无有。

引种野生花卉，通过人工改变其生活环境，从而促使花卉发生变异而得到新品种，宋人对此已有很深的认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地区间的引种和对国外新品种的引种则是地区间、国内外相互交流的结果，它有助于快速得到和传播花卉新品种。

刘蒙认为：“花大者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大，苦可变为甘也。如是则单叶变而为千叶，亦有之矣。”[18]这就是说，人工的作用是花卉产生重大变异的主要因素，又说：“今二花（牡丹，芍药）生于山野，类皆单叶小花。至于园圃肥沃之地，载锄粪养，皆为千叶，然后大花千叶，变态百出。”范成大也明确指出：“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为屡变。”[19]同时宋人还认识到了由于各地水土不一，栽培条件和栽培技术又不尽相同，由此导致的花卉有机体变异情况也不尽相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局面。王观就曾说：“今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小大浅深，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20]

利用嫁接法来繁殖新的花卉品种，在宋代以达到得心应手、无花不接、不接不佳的地步。陆游就说：“栽接剧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21]说明宋人对种花所费精力和辛苦。欧阳修记洛阳牡丹嫁接时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22]《咸淳临安志》提道：“杭城茶花，有嫁接一本，花开十色。”[23]《分门琐碎录》记有将黄色菊花与白色菊花靠接，使植株开花半数黄花，半数百花。[24]《百菊集谱》有类似记载：“黄白二菊各披去一边，皮用麻皮扎合，其开花则半黄半白。”现代植物学表明，砧木与接穗嫁接的相互作用，使得由接穗而成活的植株，成为遗传学上所谓的嵌合体，其中的部分枝条花色性状倾向于砧木，而另一部分枝条花色性状则倾向于接穗，尤其是在不同种间的植物嫁接时，这种变异更为明显[25]。又如海棠，“京师江淮尤竞植之，每一本价不下数十金，胜地名园，目为佳致”，但其中的南海棠，“核生者长迟，逮十数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赘之，则易茂矣”。[26]这是依附他花而产生一树二花的技术。另外，花工还采用了药物嫁接的技术：“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27]甚至达到百花可接，愈接愈奇的地步，《续墨客挥犀》卷七《接百花》记：“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则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则色类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则香似梅而春花；投莲的于靛瓮中，经年植之则花碧，用栀子水渍之则花黄。”[28]可见，宋人嫁接技术之高超。另外，宋人还对花果嫁接时间、品种进行了总结：“春分和气尽，接不得；夏至阳气盛，种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樱桃、木樨、徘徊黄、蔷薇。正月中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红、腊梅、梨、枣、栗、柿、杨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绵橙、匾橘。以上种接，并于十二月间，沃以粪壤两次，至春时，花果自然结实。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黄海棠、寒毬、转九红、祝家棠、梨叶海棠、南海棠。以上接法，并要接时，将头与本身，皮对皮，骨对骨，用麻皮系缠，上用箬叶宽覆之。如萌芽稍长，即撤去箬叶，无有不成也。”[29]欧阳修和周师厚都讲到洛阳牡丹在秋天嫁接。

宋代还有利用温室种花以使花卉反季节生长的技术，如临安附近的种花基地马塍，“园人多工于种接，为都城之冠”。[30]周密也说：“马塍艺花如艺粟，橐施之技名天下。往往发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灵。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坑，鞭竹置花上，粪土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坑中，少候，汤气熏蒸，则扇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窦涧，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法气，竞日乃开。此虽揠而助长，然必适其寒湿之性而后能臻其妙。”[31]

这种半密室半地窖式温室，日暖与地温并用，火煨与汤蒸兼施，增加地温与提高气温皆重，把花卉栽培完全置于人工提供的立体气候之中，从而达到使花卉反季节生长及开花的目的，真不愧为“侔造化，通仙灵”之术，是宋代花圃业先进技术的最高代表，充分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和控制植物生长的主观能动作用。

引种和人工嫁接技术的提高，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花卉品种，而且花卉价格也随之逐渐降低，如彭州牡丹“双头红初出时，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祥云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两千”[32]。花卉价格的降低有利于扩大花卉消费范围，同时，使花卉变异加快。欧阳修就曾感叹洛阳牡丹“四十年间花百变”，刘蒙在其《菊谱》中描写了35个菊花品种后说：“余尝怪古人之于菊，虽赋咏嗟叹见于文词，而未常说其花怪异如吾谱中所记者，疑古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种，又尝闻于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以为新。今此菊亦疑所变也。今之所谱，虽自谓甚富，然搜访有所未至，与花之变异层出，则有待于好事者焉。”刘氏也感到由于花变异之快，所以要完全统计花之品种是件很难的事。孔武仲也记扬州芍药：“一岁而小变，三岁而大变，卒与常花无异。”[33]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惊叹宋人花卉种植技术之先进。[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