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音乐是中国元典文化最早的基本元素之一，概因乐乃天地之元声，人心之元韵的艺术呈现，是因乎自然人性的存在，即所谓“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者，心之动也”。如果说“夔始制乐，以赏诸侯”仅是王官制乐于庙堂之上的一次偶然记载，那么，田野农夫、闾阎百姓则真正能击壤拊缶，借风谣抒抑塞之情、不平之气。乐具有和顺积中、有裨治政的功能，古人采诗定乐以达民情，《乐经》亦曾见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同时，中国古代音乐又是与其他艺术样态尤其是诗歌相伴而生的，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诗乐一体”乃中国文化发生期的本然状态，因此，文学与音乐的互动共生关系，乃是存在于古典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特征。虽《乐经》久坠，诗乐分途，但诗乐一体的文化基因还潜隐于诸如诗赋试士制度、文人心理之中。文人妙通音律，心解神会天地自然希微要眇之音，是文人们赋诗为文的重要条件。虽然音乐与文学分途之后，在辨体意识的驱使之下各自强化了艺术特征，但乐论与文论在形上层面的趋同与互契则是理论发展与深化的必然要求，它们共同玉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内核。因此，探析乐论与文论的关系，无疑是寻绎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生机制，把握古典审美范畴、命题的内涵及流变动因无法回避的途径。相信这也是学人们企望已久的，但这又是一个需兼通诸艺，具有淹贯博洽的学植方可问津的课题，故而心慕者众，手追者鲜，问此于一隅者已若凤毛，溯源别流，详其原委，表历时征象、寻逻辑脉络者更是凤毛麟角。有幸的是，韩伟教授宁凿五丁间道，不假邯郸野马，错综于诗乐有年，覃思妙悟于此。问学南北，潜心诸艺经籍为本；寄迹哥大，宏阔学术视域为用。孜孜矻矻，悉心体究，终成《中国古代乐论与文论关系论稿》一书。余得先览之幸，聊陈一得于简端，以俟有道之公论。

全书凡十五章，以探索先秦以后中国古代文论与乐论之间的隐性联系为务，纳乐论入文学研究视野。该书通过对历代乐论的钩沉、剖析，寻绎其中蕴含的文学质素、美学思想，探讨乐论对文论产生影响及其模式和途径。条分缕析，内容丰赡，特色鲜明，尤著者如次。

以历史线索为经，聚焦于乐论、文论互动特征的历时论析。原始要终，抑末归本。如，先秦时期，本书以“诗乐合德”为核心，论述先秦乐教与诗教的一体性。作者选取这一视角，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征的精准选择。儒家文化肇始于先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何为儒？《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所谓“顺阴阳”即蕴含着施以乐教的内容，《礼记·郊特牲》云：“乐由阳来，礼由阴作。”而《诗》《乐》同列于“六经”。可见，先秦诗乐“合德”以成教化之功，乃儒家文化的精蕴所在。聚焦于兹，方得溯其正源，探明诗乐一体的社会动因，为全书的核心宗旨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再如，以“诗乐合淡”“诗乐合俗”为隐线，拆解固有美学史的分期模式，遵思想之内在逻辑，绝去成说，其中洞见虽不无商榷之处，但足起振聋发聩之效。

以专题论述为纬，着意于核心论题的重点探究。阐幽抉微，慎思明辨。如“唐代‘音象’刍论”“‘韵’在齐梁时期的文学呈现”“自然之音——明代复古派的音乐性回归”诸章，抓住音象、意象、气韵、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中根本性的范畴进行了深入分析。上述章节，或者强调音象与诗象相结合，兼顾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认为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两者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或者考察音乐之“韵”与美学之“韵”彼此互渗的发生及过程。指出音乐之“韵”不仅是美学之“韵”的基本构件，也对后世文学审美观的本质及走向具有发生学意义；或者将“自然”视作明代复古派尊奉的潜在美学理想，对明代复古派文人的复杂文学观念进行全新开掘。认为明代复古派通过“以先秦乐论指导现实文论”“以乐理类比文理”两种方式，实现了乐论与文论的勾连，等等。

以学术创新为的，倾力于由表及里、由微知著的阐论分析。史论相兼，精审允洽。本书研讨的是一跨学科的综合性论题。为此，作者运用了多种研究法，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从辨析异同中探求共振机理，分析互融理路。以具体分析为基础，勾勒两者互动的历史轮廓，得出了种种新人耳目的结论。如，对魏晋丝竹，作者以大量考古器物为证，凿凿可信。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揭示了魏晋乐论中蕴含的诸多艺术思想、美学范畴，它们具有广泛的可通约性。再如，本书对于秦汉到魏晋乐论与文论中审美观念的变革进行了精彩把握，认为从秦汉到魏晋，审美观发生了由“德”向“情”的转向。其中，以古琴为代表的丝竹之器既充当了美学转型的催化剂，也是显现这一转型的重要标识。从此，音乐从恢宏大气的庙堂之上进入普通文人的小天地，也由一种外在的规定，变成了审美主体的内在诉求。在美学领域长期以来处于母体地位的整体之“和”，开始趋向个体之“同”。上述研究将两汉至魏晋时期发生的从金石到丝竹的音乐转型的美学史价值充分凸显出来。如此等等。

以西方理论为辅，致力于从比较中彰显乐论、文论互动的中国特色。视野开阔，立意从容。如，对于作者提出的“音象”的概念，参诸西方学者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进行解读；将古罗马贺拉斯“寓教于乐”观与中国诗学的“兴于诗”“成于乐”的诗教、乐教观念进行类比分析；将古希腊时期便产生的形式和谐论，与先秦时期的伦理和谐观相互对比，从而确定轴心意识的文化史意义，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在努力实现理论层面的会通与对话，在娓娓言说中或者揭橥艺术的共性规律，或者探索导致差异的深层机理。

掩卷之时，不禁由衷地为韩君取得的学术成就而喜。韩君著声于学坛有年，仅专著即有《宋代乐论研究》《辽金元歌诗及乐论研究》《中国古代乐论思想研究》《焦竑》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更是不知凡几。更可喜的是，他获得的奖项是黑龙江省“五四青年”奖章！余为其成就喜！更为其“青年”喜！成就与青年不侔之源是因为韩君过人的勤奋、过人的天分，更因为他的谦逊与诚谨。最近获知，韩君的下一部新著《礼乐与中国文艺精神形成研究》（暂名）已经完成初稿。作为他的博士导师，惊讶于其旺盛的精力和学术热情，期盼该书能及早出版，以飨读者！是为序。

周群

辛丑元宵于远山近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