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江淹（444—505），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内）。《梁书》卷十四、《南史》卷五十九有传。江淹属于济阳江氏的一支，最早可算到西晋的江蕤，最晚则有陈末隋初的江总。济阳江氏开始显贵的应该是江统，曾历任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等职。家族著名人物还有江夷、江霜、江秉之、江道、江湛、江教、江革等，是东晋时期比较显赫的士族之一。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言：“其他如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即属高门甲族，颇有政治势力，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也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渡江甲族，大多类此。”[1]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古家族之变动》统计济阳考城江氏列于两晋南北朝正史者十八人，并据此得出结论：“济阳考城江氏……等三十家皆有三百年以上之人物。以上六十家是中古政治社会最重要的士族。”[2]然而，到江淹父、祖一辈逐渐衰落，《南史》本传云：“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3]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曰：“祖耽，丹阳令。父康之，南沙令。”[4]父、祖仅做过县令一类的小官。《梁书》本传称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靖少交游”[5]；《南史》本传称“初，淹年十三，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江淹《自序》云：“十三而孤，邈过庭之训”，《诣建平王上书》自称“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江淹十三岁丧父，属于当时的寒素士人。早年丧父、孤贫的生活经历不仅练就其坚毅、刻苦的求学精神，而且铸造了其谨慎、敏锐的立身态度和政治眼光。济阳江氏优良的家学传统对其后来的文学成就影响很大，其《自序》又云：“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6]《南史·江淹传》《梁书·何点传》称其早年颇受檀超、何点等名士的嘉许[7]。

江淹早年仕途颇为坎坷，曾有过十一年的幕僚经历。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曾仕始安王刘子真，《自序》云：“弱冠，以五经授宋始安王刘子真，略传大义。”当时刘子真年仅七岁，二十岁的江淹能够作为其启蒙老师，可见其在文坛亦有名声。同年又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的从事，不久又转为奉朝请。泰始二年（466），子真随即被宋明帝所杀。《自序》云：“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8]，于是又转入刘景素幕下。泰始三年（467），又因广陵令郭彦文案而被诬陷，系于南兖州狱。究其原因，《自序》言：“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9]江淹在狱中作《诣建平王上书》，模拟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和司马迁《报任安书》申诉其情，感人至深，刘景素览书而即日出之。此文可谓江淹在模拟文学上的发轫之作。泰始七年（471），江淹任建平王主簿，重要的章、表、启、教皆由江淹起草。其《自序》言：“宾待累年，雅以文章见遇。”泰豫元年（472），宋明帝薨，后废帝刘昱继位。刘昱荒淫无道，当时建平王刘景素已变得羽翼丰满，多有谋逆之心，《自序》称：“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反而对江淹渐生疑心，逐渐疏远。江淹因而作《效阮公诗十五首》，是一组模拟阮籍的政治讽谏诗，以致被贬至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建安一郡领七县，共三千零四十二户人家，人口在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以平均数计算，那么吴兴一县仅有四百三十余户人家，二千五百二十余人[10]，在当时属于沿海蛮荒之地。

同年秋赴吴兴，道中作《无锡县历山集》《无锡舅相送衔啼别》《赤亭渚》《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迁阳亭》等诗。贬谪吴兴，不仅是江淹的政治生涯，也是其人生的最低谷。尚在襁褓之中的爱子江艽与其妻刘氏相继去世、挚友袁炳病故，于是遂作《伤爱子赋》《悼室人十首》《伤友人赋》《袁友人传》等，其内心的痛苦、愤懑可想而知。同时，吴兴本地奇异的景物诱发了江淹浓厚的兴趣，其《自序》亦云：“（吴兴）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11]在这样的环境下，江淹作有《赤虹赋》《石劫赋》《青苔赋》《草木颂十五首》《采石上菖蒲》《金灯草赋》等，《草木颂十五首》称选取了乔木（金荆、相思、豫章、栟榈、杉）、果木（杨梅、山桃、山中石榴、木莲）、草药（石上菖蒲、黄连、薯蓣、杜若、藿香）等十五种草木。山中奇异的草木花卉是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寄托郁闷忧愁的慰藉。《石劫赋》序曰：“海人有食石劫，一名为紫，蚌蛤类也。春而发华，有足异者。戏书为短赋。”[12]即是消遣娱乐之“戏作”。描述了在福建沿海一带一种名为石劫的蚌蛤类生物，在春天大量繁殖，潮汐时便从壳中伸出细脚来攫取食物。攒簇如聚蕊，故人误以为是花。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集中爆发期，其《别赋》《恨赋》《泣赋》《倡妇自悲赋》等名篇均作于此时，表达苦痛、哀怨的作品正是他不幸的人生遭遇与险恶的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江淹被贬至吴兴两年后，建平王刘景素兵败被萧道成所杀。宋明帝昇明元年（477），萧道成掌握朝政，将其召回都城，从此进入萧道成幕僚。为其掌文书笔翰，《自序》云：“是时军书表记，皆为草具。”最典型当属昇明年间为萧道成“禅让”的诸多代笔之作，如《萧骠骑让油幢表》《萧骠骑让封第二表》《第三表》《萧领军让司空并敦劝启》（477）、《萧被侍中敦劝表》《萧被尚书敦劝重让表》《萧让剑履殊礼表》《萧拜太尉扬州牧表》（478）、《萧让太傅相国齐公十郡九锡表》《第二表》《被百僚敦劝受表》《萧拜相国齐公十郡九锡章》《齐王让禅表》（479）等。这些重要的表章均出自江淹之手，一步步见证了萧氏从起家到禅让、称帝的全过程。江淹作为萧道成的核心幕僚，颇受信任和重用。这也成为江淹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仕途顺畅，官运亨通，“泊于强仕，渐得声誉”[13]。不久即迁记室参军（479），与孔稚珪“对掌辞笔”。齐高帝建元二年（480）领东吴令，典国史，与檀超合撰《齐史》，作“十志”，今已佚。现存正史《南齐书》的诸志正是基于江淹的成果编纂而成。后又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482）。齐武帝永明元年（483），迁骁骑将军，掌国史。永明四年（486）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深得齐武帝的信任。永明五年（487），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广招文学之士，江淹亦被招至“士林”之列[14]。虽经历了齐明帝时期的动乱，其女儿、女婿全家也殒命于齐宗室的杀戮之中，时年五十二岁的江淹仍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随后被出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在郡四年。齐明帝建武五年（498），江淹自宣城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值齐末东昏侯动乱之际，永元三年（501），关键时刻果断微服出奔萧衍，为冠军将军，寻兼司徒左长史，寻迁吏部尚书。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禅让之后，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是年江淹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天监四年（505），江淹时年六十二而卒，高祖为其素服举哀。赙钱三万，布五十匹，谧曰宪伯。

江淹历仕宋、齐、梁三朝，经历颇为复杂，据清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的统计，刘宋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皇族一百二十九人，被杀者一百二十一人，其中骨肉相残者八十人[15]。齐明帝更是杀尽了“高、武子孙”。可见当时改朝换代时局、王权更迭之动荡、惨烈。然而江淹每当新朝代替旧朝时，都改弦更张，中年以后仕途顺畅，宦海沉浮终至显宦，最后官至梁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梁书》本传载其晚年曾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16]表达适性自足的思想。后人一般把他看作梁代作家，他的文集被称为《江文通集》《江光禄集》，或称《江醴陵集》。其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辞赋和诗歌上，尤以赋著名。《恨赋》探讨上至皇帝、下至英雄才士的“饮恨吞声”与“黯然销魂”，表达人生最普遍的“遗恨”之情；《别赋》表现“别离”之痛，描写的惊心动魄、哀婉辗转，已开唐人律赋之先河：“赋家至齐梁变态已尽，至文通已几几乎唐人之律赋矣，特其秀色非后人之所及也。”[17]

江淹以“拟古见长”，据现存文献，拟骚有《遂古篇》（仿屈原《天问》[18]）、《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学梁王兔园赋》等，无怪许学夷评价为：“文通五言善用《骚》语。”[19]拟诗主要有《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古意报袁功曹》，共计四十七首，几乎占其所有诗作的一半之多[20]。钟嵘认为其诗“诗体总杂，善于摹拟”[21]，也主要是针对他的拟诗而言的。昭明太子萧统《文选》选江淹诗三十二首，将《杂体诗三十首》全部收录，足见其喜爱重视程度。晚年江淹官至高位，后人遂认为其作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下降，因而饱受“江郎才尽”之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江醴陵集》言：“若使生逢汉代，奋其才果，上可为枚叔、谷云，次亦不失冯敬通、孔北海，而晚际江左，驰逐华采，卓尔不群，诚有未尽。”[22]对其才尽表示无限惋惜。

自梁钟嵘首先对江淹进行品评以后，历代均不乏对江淹的品评者和研究者。这些品评主要集中在江郎才尽、拟古诗和《恨》《别》二赋上。本书根据江淹作品的研究现状，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将《杂体诗三十首》作为研究对象，跳出前人侧重考察与原作“似”与“不似”的樊篱，力图把握三十首诗与南朝诗歌思潮之关系，考察其诗歌发展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