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23]

从古至今关于江淹及其《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看，以下分而论之。

（一）明清以前

本时期的江淹研究，形式大多为诗话，或品评诗歌，或指正得失，或褒贬抑扬，寥寥数语。大多缺乏系统，以只言片语品评诗歌或者褒贬得失。对江淹拟作大多持肯定态度，即肯定江淹模拟的功力和艺术水平，对其讨论也大多集中在其与原作“似”与“不似”范围内，其中钟嵘《诗品》首开对江淹的评价。

钟嵘《诗品》将江淹列入中品，并评价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24]指出江淹诗以擅长模拟为特色，据现存文献，可能是文学史上首次对江淹诗歌创作成就的明确而定性的评价。同时，钟嵘在品评其他诗人时，经常将他们和江淹相比。如说到范云和丘迟时，认为“故当浅于江淹”[25]；说到沈约时，认为“故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26]；肯定和表彰江淹之意晓然。钟嵘用“浅于江淹”作为对诗人的品评，浅的反义是深，故他应该认为江淹诗歌比他们都要“深”。这里的“深”应该是指语言风格，沈约以“三易”原则作诗，与江淹古奥诗风相比，显得圆融平易。另外，对于江淹曾经模拟的三十位诗人，钟嵘都给予品评，其中有十二家置于上品，十三家置于中品，五家置于下品，很大程度上暗合了江淹，可以看出两人的诗学观念有相通之处。从上述三个方面看，钟嵘对江淹杂体诗的评价是较高的。

唐代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今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称“江淹多杂拟”，延续了钟嵘“诗体总杂”的说法。皎然《诗式》评论《团扇》二篇，称江淹“假象见意”，并将其班婕妤《咏扇》一首与原作相比较，得出其中两对“亦可以掩映”原作的结论[27]。

南宋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称“江淹之所拟，今泛滥入于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28]。叶梦得《石林诗话》言：“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而取之耳，谢灵运《拟邺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29]率先将谢灵运、江淹的拟诗与拟魏晋诗人之“体”相结合。陈善《扪虱新话》中比较了白居易、柳宗元和苏轼对陶诗的仿效，认为其“皆未能尽似”，并称要知渊明诗，“须观江文通《杂体诗》中拟渊明作者，方是逼真”[30]；叶适《对读文选杜诗成四绝句》“江淹杂体意不浅，合彩和音列众珍。拣出陶潜许前辈，添来庾信是新人”[31]，对其拟诗多有称赞、嘉许之处。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严羽《沧浪诗话》，论及江淹时给予了很高评价：“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32]我们知道，宋人在唐诗高峰下，一直力求在许多方面建立宋诗的发展模式。整个宋代诗歌，模仿唐人创作并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从未消歇。所以，大量写作拟古诗的江淹受到了重视。严羽的观点即在研究前人的基础上，用心体悟，从“师古”到“师心”，达到唐人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完美境界。江淹拟古诗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字字模拟、句句模拟可以办到的，他必须非常了解所拟作家及其所处时代的诗歌风貌，然后细细体会，从“悟”字入门，才能拟谁似谁。同时，《沧浪诗话》既赞赏江淹拟古诗“似”的一面，又承认其“不似”的一面，如认为“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这里触及拟古诗的一个问题——虽云拟古，但是诗人所处的时代，当时的诗歌思潮以及诗人自身的经历和情感的不同，势必在拟作的时候，不拘原作字句，自成一体。如《沧浪诗话》评谢灵运：“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33]解释所谓“气象不类”的情况。从这个角度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在拟古的时候又具有变古意味，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中称陆机《拟古》和江淹《杂拟》“虽华藻随时，而体律相仿”[34]，点明拟作虽体式与原作相似，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拟作者的时代特点。张戒《岁寒堂诗话》列举江淹“日暮碧云合”等句，也说：“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镌，粗足意味，便称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苏李古诗曹刘之作，九牛一毛也。”[35]这些对于全面了解汉魏六朝诗歌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和意义。

宋末元初以范晞文《对床夜语》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言：“左太冲《咏史诗》云：‘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鲍明远《咏史》云：‘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稀，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江文通《咏史》亦云：‘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王侯贵片议，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三诗一轨也。”[36]元人对江淹拟作的评价不多，似乎只有陈绎曾《诗谱》评其为：“善观古作，曲尽心手之妙。其自作乃不能尔。故君子贵自立，不可随流俗也。”[37]认为其模拟水平虽高，但这种形式不能自立，只是流俗。

（二）明清时期

明代所传江淹集，源出宋代的十卷本，或称：“自宋以后，江淹文集的版本日趋复杂，流传中时有舛讹，文章或增或删，异文也很多。”[38]江淹集的版本大致可以厘分为明钞本和明刻本（即明翻宋本）两种系统，均源自宋本[39]。在作品收辑与注释方面，明代学者贡献很大。主要有梅鼎祚、薛应旂、汪士贤、胡之骥、张燮、张溥、叶绍泰等人[40]。最有影响的成果，莫过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胡之骥注释的《江文通集汇注》，它以梅鼎祚本为底本，参以汪士贤本为校本加注而成，并采用了《文选》李善注，也旁引了一些材料。《汇注》汇集了一些典故的出处，注明了一些词语的来源，虽然释文还不够精细，但选用底本颇佳，可谓江淹文集的比较权威的版本[41]。

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江淹文集的版本有以下几种。

1.《江光禄集》十卷遗集一卷附传一卷，明万历梅鼎祚玄白室刊本。

2.《江文通集》四卷，明薛应旅辑《六朝诗集》本。

3.《江文通集》十卷，明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本。

4.《江醴陵集》十四卷附录一卷，明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

5.《江醴陵集》二卷，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6.《江文通集》，明叶绍泰辑《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

7.《江文通文集》四卷，《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年间，梁宾以张溥本为底本，用汪士贤本和一个称作“汤斌家钞本”的本子加以标订刻印，《四库全书》所收的即是此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江文通集提要》载：“汪本缺《知己赋》一篇，《井赋》四语，《铜剑赞》一篇，《咏美人春游》一篇，《征怨》一篇。张本缺《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一篇。他如《代罪江南思北归赋》，张本无题首四字，《尚书符》张本题下缺夹住‘起都官军局符兰台’八字，《为萧重让扬州表》中‘任钧符图之重’句，张本无‘备九锡之礼’五字，《上建平王书》末汪本脱‘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亦均校正。其余字句，皆备录异同，若《杂拟诗序》中‘芳草宁其气’句，此本讹‘气’为‘弃’之类。小小疏舛，间或不免，然终校他本为善也。”[42]

8.《江文通文集》十卷附校补一卷，清叶树廉校补，《四部丛刊》据明代影刻宋本影印。这个本子十卷，卷一赋十三篇（目录缺一篇），卷二赋十三篇，卷三诗五十一首，卷四诗五十首，卷五文十篇（目录缺一篇），卷六文十七篇，卷七文十九篇，卷八文十五篇，卷九文二十八篇，卷十文、骚、杂言四十篇，共二百五十六篇[43]。

9.《江文通集》八卷，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初刻》本。

10.《江文通集》四卷，四部备要本。

11.《江醴陵集选》一卷，清代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本。

在拟古诗评述方面，明代评论家们的观点较为公允，也更为深入，由单纯地评价“似”或“不似”转向辩证看待江淹模拟的相似性问题。如明代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胡应麟《诗薮》和谢榛《四溟诗话》。如胡应麟《诗薮》认为：“《魏文》《陈思》《刘桢》《王粲》四作，置之魏风莫辨，真杰思也。”又说：“文通诸拟，乃远出齐梁上。”[44]认为江淹的模拟之作功力很深，足以和原作相媲美。陆时雍《诗镜总论》批评江淹“材具不深，凋零自易，其所拟古，亦寿陵馀子之学步于邯郸者耳”，评《陶征君田居》，认为“拟陶彭泽诗，只是田家景色，无此老隐沦风趣，其似近而实远”[45]。谢榛《四溟诗话》品评江淹拟刘琨、颜延之、《古离别》等诗，认为“江淹拟刘琨，用韵整齐，造语沉着，不如越石吐出心肺”，“江淹拟颜延之，辞致典缛，得应制之体，但不变句法，大家或不拘此”[46]。认为江淹学习颜延之，追求非对偶不成句的作法。这也是江淹带有刘宋元嘉诗人的诗风特点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凡习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语简妙，乃有愧古人矣”[47]，认为拟古缺乏创新，价值不高。正如许学夷《诗源辩体》所言“文通五言《拟古三十首》，多近古人，而他作每每任情”[48]。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江醴陵集》认为江淹《杂拟三十首》“体貌前哲，欲兼关西、邺下、河外、江南，总制众善，兴会高远，而深厚不如”，并分析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非其才绌，世限之也”[49]。

清代的文学复古派，因为尊尚汉魏，对中古诗歌的研究较多，因而对江淹拟古诗的选录、品评大大增多了，如清代古诗选本不同程度地选录了《杂体诗三十首》，代表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王士禛《古诗笺》、沈德潜《古诗源》、张玉穀《古诗赏析》、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和王闿运《八代诗选》。现将这些选本所选录的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数量以及相关篇目作简要统计，具体见表0-1：

表0-1 清代古诗选本选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一览表

相对以前对江淹拟古诗是较为零散的评价，从清代开始，针对三十首诗开启了一种整齐的、规模化的拟诗评价模式。如吴淇《六朝选诗定论》针对《文选》所收录的三十首诗，对字句分析、章法，以及诗作思想内涵的研究最为深入、透彻，堪称清人研究《杂体诗三十首》的集大成之作。“至梁江淹时，汉道既备而菁华亦将竭，于是上自古诗李陵，下及休上人，千余年间，凡得三十家，仿其体，入各首。是又欲以一人之才，分为古今之才者也。”“题曰《杂体诗三十首》，若月之有三十日，然遂成一纵局。”[50]认为三十首拟诗可以概括从古至今五言诗的发展，从诗歌流变的角度评价了江淹拟《杂体诗三十首》的意义。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作《和江文通杂拟诗三十首》，并御笔评价：“江文通杂拟，每一染翰如见古人于毫楮间。”[51]

其余较重要的评论有冯班《钝吟杂录·正俗》“江淹《拟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52]。针对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具体篇目进行评价，有的认为江淹的拟作毕肖原作，如何焯评《阮步兵咏怀》“‘精卫衔木石’，阮公知己”，评《刘太尉伤乱》“气味逼真”，评《谢仆射游览》“极似叔源”，评《陶征君田居》“拟陶能得其自然”[53]。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三十首拟诗逐一进行评点，如评《古离别》“末四句居然古调”，评《魏文帝曹丕游宴》“结四语佳，是仿魏文，非独仿公宴”[54]，等等。还有沈德潜评《刘太尉琨伤乱》“末段悲壮，去太尉不远”，评《陶征君潜田居》“得彭泽之清逸矣”[55]。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价为“江共三十首，舍自己之性情，肖他人之笑貌，连篇累牍，夫何取哉？”通过对比江淹拟左思、郭璞、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诗，认为仅能为“貌似而已”[56]。刘熙载对江淹否定也是因为拟作“究非其本色耳”[57]，模拟之作缺乏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

有的观点认为拟作与原作相去甚远，多有不工之处，如汪师韩《江文通杂体诗拙句》曰：“江文通《杂拟》三十首，自谓无乖商榷。后人每效为之。观其词句多有可议。如《魏文帝游宴》云：‘渊鱼犹伏蒲。’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易‘出听’为‘伏蒲’则意晦。《陈思王赠友》云：‘日夕望青阁。’以‘青楼’为‘青阁’，岂非凑韵？又云：‘辞义丽金雘。’易‘金玉’为‘金雘’，亦凑韵也。《刘文学感遇》云：‘橘柚在南园，因君为羽翼。’以羽翼说树，为就韵故耳。《王侍中怀德》云：‘严风吹若茎。’《文选注》以‘若茎’为‘若木’，斯可笑矣。然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尔。《嵇中散言志》云：‘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下句不知其指。《潘黄门述哀》云：‘徘徊泣松铭。’松是松楸，铭是志铭，二字相连，则词不贯。《张黄门苦雨》云：‘水鹳巢层甍。’注云：‘巢层甍未详。’按：此不过谓水鸟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词则支缀。《郭弘农游仙》云：‘隐沦驻精魄。’此用《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即郭璞语也。合成一句则乖隔。又云：‘矫掌望烟客。’烟客二字，后人爱其鲜新，当时则生造耳。《孙廷尉杂述》云：‘凭轩咏尧老。’尧及老子也，然不伦矣。又云：‘南山有绮皓。’绮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独摘举？又云：‘传火乃薪草。’用《庄子》为薪火传之语，而草字凑韵。《陶征君田居》云：‘稚子候檐隙。’易‘候门’为‘候檐隙’，语病。《谢临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初晰即初阳之谓，故以对晨霞，无解于趁韵。《颜特进侍宴》云：‘瑶光正神县。’赤县、神州，岂可摘取神、县二字。又云：‘山云备卿霭，池卉具灵变。’因改‘灵芝’为‘灵变’，遂并‘卿云’亦改‘卿霭’。又云：‘巡华过盈瑱。’以盈尺之玉为盈瑱，用对兼金，拙劣。《谢法曹赠别》云：‘觌子杳未僝，款睇在何辰？’意本浅而故为拙滞。《王征君养疾》云：‘水碧验未黜，金膏灵讵缁？’未黜、讵缁，拙滞。《袁太尉从驾》云：‘云旆象汉徙。’汉徙谓如天汉之转，亦支缀矣。《谢光禄郊游》云：‘徙乐逗江阴。’乐者行乐也，加徙字则拙。又云：‘烟驾可辞金。’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羡也。然词拙而晦。”[58]

还有，王寿昌评江文通《杂拟三十》，“如‘凉风荡芳气，碧树先秋落’诸句，究不似汉、魏古音。其《田居》一篇，可谓得其神似，然杂诸陶集中，后人犹辨其为江诗者，神韵不同也”[59]。清贺贻孙《诗筏》认为江淹拟作“皆有意为之”[60]，有东施效颦之嫌。后两者对江淹之批评态度十分鲜明。

综上所述，从南朝到明清，对江淹拟古诗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于江淹拟古诗的评价，经常纠结在“拟古”与“自抒性情”、“拟古”与“创新”、与原作的似与不似的是是非非上面。这对于本书研究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的拟古诗的诗学意义，有很大的启示。

（三）民国时期

这段时期关于江淹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甘蜇仙《江文通的文艺》（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1日），吴丕绩《江淹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印行，又载于《图书季刊》1939年1卷2期）。这两篇著述，从理论和文献的角度对江淹进行了初步研究，为1949年后江淹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关于江淹拟古诗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研究比较沉寂，主要成果有朱希祖《江淹年谱》稿本（未完稿，似未传世[61]）和曹道衡《江淹及其作品》（《光明日报》1961年3月19日），二者皆认为江淹拟古诗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所拟诗人的艺术特点很有益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论及拟古诗中一些较优秀的作品，认为在拟古中有所寄托，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鲍照影响。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短论及江淹的诗，主要也是集中在《杂体诗三十首》等名作上[62]。钱锺书《管锥编·全梁文卷三八》曰：“齐梁文士，取青妃白，骈四俪六，淹独见汉魏人风格而悦之，时时心摹手追。……虽于时习刮磨未净，要皆气骨权奇，绝类离伦。”[63]虽是评《诣建平王上书》，其实用于其拟古诗亦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淹研究热点仍然集中在传统三大课题——“江郎才尽”、《恨》《别》二赋，以及拟古诗。以曹道衡先生对江淹拟古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对于《杂体诗三十首》，他认为江淹模拟汉代以来三十家诗体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模仿各家的代表作来显示他们各自的特色，对我们理解古代作家的风格特点有一定帮助；且模拟中还融入了江淹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不妨别具一格。其研究成果有《江淹》（《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江淹的拟古诗及其它》（《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文艺志》第3辑，1985年）、《论江淹诗歌的几个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鲍照和江淹》（《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俞绍初、张亚新二位先生的《江淹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比胡注本更加完备细致，用《四部丛刊》影印的明翻宋本以及该本附录的元钞本异文、清梁宾刻本和唐宋类书、总集等相关文献，重新作了校勘，而且对各篇作品的写作时间也作了考订。此校注本比胡注增了十余倍，并纠正胡注及李善注多处谬误，使注文面貌彻底改观。俞绍初先生在吴谱的基础上，又编写了《江淹年谱》，以下简称“俞谱”（《中国古籍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以上几位先生从文献考订以及理论著述方面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江淹奠定了基础。近几年，丁福林《江淹年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在吴谱和俞谱的基础上，重新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考订，可称江淹年谱研究的最新成果。

针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的单篇论文研究，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倪钟鸣《论江淹杂体诗及其序》（《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认为：结合诗、序来看，此组诗并不是拟古诗，序是南朝诗论的前奏，诗是诗论和创作的高度统一，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结合。张亚新《江淹拟古诗别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叶幼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新探》（《中国韵文文学》1996年第1期），则把切入点放在杂体诗的序上，认为该序体现了江淹“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文学观，目的在于矫正时弊。此类论著的缺点在于，往往人为地割裂了《杂体诗三十首》的诗文和诗序，未能将二者通统观照。还有的学者认为，江淹在拟古诗中有着自己的创新，如胡大雷《论江淹摹拟之作的两大类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认为江淹摹拟诗作意义在于：面对已经凝固化的前辈诗作，以创新的方式——拟古带来新奇感。此类论证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创新，忽略了与前人的继承关系，而且，在具体论述诗文如何创新上又略显粗略。

近十年来，学者多从积极方面探讨江淹拟古诗的价值和意义。以下按照时间顺序，略述比较重要的论文。

孙津华的《试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对钟嵘的影响》（《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江淹拟古诗的意义和价值，认为《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母美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指出江淹拟作总结汉至刘宋时期五言古诗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江淹“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诗歌史观。这两篇论文主要还是延续前人的研究成果，新意不大。陈恩维《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江淹《杂体诗》也是其创作的本色，在开始三十首诗创作之前，他以往作品已经为这三十首做了题材上的必要准备，主要是对刘熙载评价江淹拟古“非其本色”提出自己的见解。程章灿《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认为江淹在拟古的过程中，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在三十家诗风的基础之上，表达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十分新颖。但对拟诗的研究，还是集中在拟古诗“似”与“不似”的方面，仍然没有摆脱前人对拟古诗评价的樊篱。葛晓音《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认为《杂体诗三十首》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以精练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趋向“近体”提供了参照。张晨《江淹拟诗探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将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诗三十首》作为一个整体，侧重分析其对后代文学（钟嵘、萧统）的影响，未能涉及核心的理论问题。宋展云《〈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上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有利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陈力士《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文体学意义》（《中国诗歌研究》第16辑），认为其体制上有内在的规定性，集拟诗、辨体、评体三位一体，于“拟诗辨评体”有“立体”之功。程章灿《杂体、总集与文学史建构——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认为从结构特点与命题方式来看，江淹此组诗受到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的影响，具有诗学、文学史和文献学的多重创新意义。

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近些年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台湾学者萧合姿《江淹及其作品研究》（硕士文库，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一部对江淹作品的综合研究著作，关注点主要在江淹的拟古诗和辞赋等方面，涉及领域较为全面，但论述不够深入；曾柏勋《〈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后集、才尽问题》（台湾南华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大陆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梁怀超《江淹及其作品研究》（浙江大学2003年）、张祺乐《江淹诗赋论》（内蒙古大学2005年）、林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屈建波《江淹及其诗歌探微》（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郭秀萍《济阳考城江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江淹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肖卓娅《江淹诗歌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09年）、喻懿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综论——兼述摹拟的价值》（北京大学2010年）、钟易翚《奔竞于乱世政治中的江淹与他的文学创作》（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赵熙《江淹的拟诗创作极其诗学观念研究——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段一方《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有王大恒《江淹文学创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

总之，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江淹及其作品，对于江淹拟古诗的评论，从单纯围绕与原作“似”与“不似”、拟作与创新之间的讨论，到重视诗序，将诗序与文本进行综合观照，到近些年结合文化学、社会学、文献学、文体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学界取得了诸多进展，呈现出多领域、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特点。但是它们共同的缺陷在于：视野较为狭隘，未能把江淹及其文学创作，放置在六朝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念的整体坐标中，去纵横动态地考量其得失，去发现其价值和意义。对江淹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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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2—63页。

[2]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47页。

[4]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4页。

[5]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47页。

[6]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8页。

[7] 《梁书·何点传》载：“（何）点雅有人伦识鉴，多所甄拔。知吴兴丘迟于幼童，称济阳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南史》本传称：“早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礼焉。”

[8]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8页。

[9]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8—379页。

[10] 丁福林：《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11]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9页。

[12]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页。

[13] 《文选》李善注引刘璠《梁典》，俞绍初注曰：《礼记·曲礼》：“四十曰强而仕。”

[14] 《金楼子·说藩》：“我高祖、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孔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南朝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 （清）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89页。

[16]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1页。

[17]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8页。

[18] 其序云：“仆常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兼象《天问》，以游思云而。”

[19]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20] 江淹诗歌现存一百零七首（包括拾遗三首，古乐府三首），参见（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21]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22]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页。

[23] 本书研究综述部分，吸收了徐正英、阮素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综述》（《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2期）、屠青《近十年江淹研究综述》（《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的整理成果。

[24]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25]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6]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7] （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28] （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29]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30] （宋）陈善：《扪虱新话》，民国校刻儒薛警悟本。

[31] （宋）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景印本。

[32]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33]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34]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0页。

[35]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36]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1页。

[37] （元）陈绎曾：《诗谱》，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1页。

[38] 郑虹霓：《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6期。

[39] 刘明：《江淹集成书及版本考论》，《许昌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

[40] 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页。

[41] 李长路、赵威整理的点校本《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依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和梁宾本对其作了通校，使两大版本系统的优势得以互补，新辑入《伤爱子赋》《井赋》《牲出入歌》《荐豆呈毛血歌辞》《奏宣列之乐歌辞》《铜剑赞》六篇诗文，还根据《广弘明集》辑补了《无为论》一文，一共比胡注本多出七篇。为日后的江淹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4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75页。

[43] 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序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64页。

[44]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45] （明）陆时雍选评，任文京、赵东岚点校：《诗镜总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6] （明）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47] （明）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48]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49]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页。

[50]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广陵书局2009年版，第379页。

[51] （清）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2] （清）冯班：《钝吟杂录》，载（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53] （清）何焯著，崔维高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8—939页。

[54] （清）陈祚明选评，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

[55]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页。

[56] （清）潘德舆著，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8—149页。

[57] （清）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0页。

[58]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载（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470页。

[59] （清）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8页。

[60] （清）贺贻孙：《诗筏》，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61] 参见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

[62]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79—280页。

[63] 钱锺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