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唐是整个古代社会政治、文化、阶层转型期的开启，有百代之中的称号。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注意到中唐到北宋在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概念之后[1]，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比如日本学界对唐宋变革期政治体制、经济形态、风俗文化的关注，欧美学者对士大夫阶层流动和学术思想演变的著述，以及国内学者对宋学、宋型文化特征的研究。这些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的改变都源自组成社会的个体——人的转型，尤其是士人的转型，因为士人是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承担者，所有决策制定、经济改革、政令执行、艺术创造，都要通过他们来完成，士人自我身份的认知和追求直接决定了他们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唐宋转型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现大批思想学术、文学辞章、政事吏能集于一身的新型士人，造就历史上第一个“复合型人才”盛世。前辈学人关于唐宋变革期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涉及作为实践者的中唐到北宋士人，讨论焦点都在他们的社会地位、教育出身、阶级流动等方面，很少有研究触及这一时期士人身份追求改变的话题。其实，从中唐开始萌生的通儒型士人发展成为北宋崛起的官僚士大夫的过程，是一个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从被动接受社会环境改造变成主动建立内心秩序和自我期许的过程，作为构成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每一位士人、每一个士人群体的改变最终汇成社会之大变革，对这一时期士人自我认同心态的探求应该成为唐宋变革研究的重要一环。本书的研究内容聚焦于中唐时期涌现出的通儒型人才，选取从萧门子弟到韩门子弟之间的数代传承者作为代表人物，从他们的流派性、身份特征入手，厘清流派主要成员和传承谱系，以及他们作为通儒型人才所具有的共性，包括在礼官身份、史官身份、传奇作家、经济人才、幕府智囊、地方循吏等各个方面展现出来的经国济世才能，进而推导出萧—韩流派成员作为中唐通儒群体的代表，如何在唐宋变革背景下开启士人身份转型，并影响宋代官僚士大夫政治体系之定型。

一 从独孤及到中唐通儒群体

本书选题思路最早来自读书期间，硕士学习阶段机缘巧合做过大历时期士人独孤及《毗陵集》的整理校注工作，并以此书注文为数据基础完成了《毗陵集》的语料分析。独孤及上承萧颖士、李华，后启韩愈的老师梁肃和权德舆，是衔接天宝时期古文复兴风潮和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的文集中出现的师友弟子在盛唐到中唐文风变化时期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笔者沿着他的交游谱系搜集史料信息，注意到这批士人常常出现在前人讨论古文运动的论著中，作为文章复古先驱被泛泛提及，但并没有专门的文献研究这几代人除了古文创作理念之外的共性和身份特征。事实上，从萧李及萧门弟子一直到韩愈及其再传弟子，这批经史文礼兼有造诣的士人在一段连续的历史时期内以明确的师承关系传承了几代，发展成一个文学流派——萧—韩文学流派，流派成员的个人文学成就虽然不是每一位都熠熠生辉，但却在中唐，也就是整个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成为影响时代风潮的重要力量。而面对一个流派，除了关注其成员相似相容的文学思想之外，笔者同样关注他们用何种方式把思想理念一代一代传承推广出去，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有着怎样的互相认同、互相提携，他们的能力和特征在中唐这个特殊的时代有何种意义。从这个模糊的研究目标出发，笔者以独孤及的生平交游事迹和作品为原点，着重盘点了从他的老师萧颖士到韩愈再传弟子生活时期的这段历史中出现的相关人物，注意到在中唐复兴的关口出现了一批与初盛唐文儒不同类型的士人——通儒群体，他们在乱后成长起来，目睹山河巨变和残酷现实，在精神面貌上早已抛弃了盛唐文士的高昂优雅，也不再追求形式至上的强国礼乐，而是怀着对政治时局清晰的洞察力和救民水火的决心直面时弊，用理性与务实能力担起中兴重任。这批士人最大的特征是通经致用，才学吏干兼备，他们是最早一批由文儒转变成通儒的士人。

中唐通儒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萧—韩流派成员。在明确了士人身份从文儒到通儒的转变后，本书的研究范围就再次扩大了一些，将萧—韩文学流派成员作为通儒士人代表，从流派内部以及外部志同道合的士人身上寻找影响中唐复兴乃至宋型文化形成的原始基因。本书的研究内容统摄在通儒的概念之下。笔者统计了出现在“二十四史”中的通儒，发现通儒这一士人身份最早出现在东汉，本指博通经史、学以致用的大儒，可惜在两汉尊经崇学的时代里很少有鸿儒去践实和发挥这个身份中务实的那一面。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在盛唐文儒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既有博通经史的学识，又有入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实干精神，在特定的时代终于用自己的政务能力使通儒的形象丰满起来。中唐通儒和盛唐文儒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儒的理想是礼乐治国、弥纶王事，他们强调的通经致用多停留在理论和制度层面，而中唐通儒受现实所迫，除了从经义礼制、史家意识中寻求人心归向、救民水火之道，还自觉提高自身吏能，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礼乐王道，而是落到实处，在重建礼制、恢复生产、地方行政等方面完成“基层”政事，推动国家政治和文化重建。

通儒的出现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安史之乱的八年浩劫开启了坍塌式的王朝末路，曾经雄厚的国力财政被扫荡一空，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层出不穷。朝廷之外大大小小藩镇林立，军权财权被分化瓦解，朝廷内部宦官专政、党争不断。此时此刻，只有思综通练、敏于吏事的人才能挽救时局，我们从初盛唐和中唐选相的诏令可以捕捉到这一巨变期朝廷选择人才标准的转变。命相，政令里要求的都是综理百司、经邦纬国的王佐大才，具体到个人品行才能，初盛唐文儒领衔时代看重的是“识量弘博、风度峻远”[2]，要“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3]，比如盛唐文儒代表张说，他的中书令委任状写着“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有公辅之材，怀大臣之节”[4]，“履道体正，经邦立言”[5]，强调的是张说自身文合礼乐、修身立言的特征。另两位文儒大家张九龄、裴耀卿，因“含元精之体、体度宏远……挺天生之秀，器识通明”[6]而受到玄宗青睐。总的来说，开天时代器重的是既精于经典学术，气度宏远，又文才出众，可发挥宸翰的人才。而到了中唐百废复兴之际，宰辅更需要具有通经致用、力挽狂澜的能力。比如肃宗为苗晋卿加侍中时，称他“体文雅之宏量，负经通之远识”，并表彰他“自艰难之际，叶赞有劳，早契风云之期，备陈匡济之术”[7]，特嘉其匡复济民之手段。在代德二朝力撑财政危局的刘晏，“文为君子之儒，器韫通人之量”，掌均输之时“变而能通，弘适时之务；居难若易，多济物之心”[8]。短短一封命诏两次强调他的通变之能，可见通识练达已经成为中唐选贤的重要标准。更具典型通儒特征、独孤及的入室弟子齐抗，《旧唐书》本传说他“明闲吏事，敏于文学”，大历中在张镒幕下为判官时智计百出，多有筹划。贞元初还入职财政系统，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在多种岗位上都能把所学经义活用于民。权德舆为他起草的命相制称其“精达政理，详明典彝。才器可以济时，忠正可以激俗”[9]，可以看成是权德舆这位中唐通儒代表对同门前辈的认可和称赞。

中唐时代的士人身份追求、价值取向和官员评价体系应时代召唤而改变，我们在很多文献史料中都可以察觉到风向流转。德宗朝名相杜佑所撰《通典》，内容涉及丧礼、明堂建制、祭祀、五服、历法等儒家重要礼法，他却独创性地把食货放在第一位，表明生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文化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样一个通儒关心的基本命题和“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富国安民之术[10]。后来以杜佑为楷模的宋代史学家马端临效仿《通典》所著《文献通考》也将食货列于首类，并在序文里说：“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11]以此标榜自己的通儒身份。财相刘晏在拣选自己财政系统吏员时有“通敏精悍”这一固定标准，他曾说：“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12]可见“通”是中唐经济人才的重要标准。只要学识德行和政能打通，一通则百通。贞元年间由权德舆门下中进士的沈传师，授职史馆修撰时曾得到“博学通识”的美誉[13]，与韩愈同列“龙虎榜”的崔群也因其“道合时中，识通政本”晋升为右仆射太常卿。[14]“唐朝的贤能观念大体是经历了一个从重德行、到重文学再到重吏干的过程。”[15]在汉代出现的“通儒”一词，它原本就应该具有的通晓经书、识务达政两方面内涵终于在中唐时代的一部分士人身上全部体现出来。

二 通儒士人的代际构成及群体特征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社会危机四伏，秉承儒学精神的士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局势，将所学经义转化为救治时弊的根本是士人自我反省和思变图强的必然结果。士人自身的痛苦改造和调适一般都发生在社会开始转型之际，而萧—韩流派的成员能够先于同时代大部分士人，随着时局变化迅速调整个人能力，成为最早从文儒蜕变为通儒的群体，与流派之初奉行的教育理念有关。前辈学者在涉及盛唐文儒群体时，常常把萧颖士、李华二人交游网络中的柳冕、元德秀诸友，以及萧门弟子独孤及、戴叔伦等人列入其中。其实从萧李和萧门子弟的文学、儒学思想观念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判断，他们这一群体可以看成中唐通儒的雏形。无论是早期的萧李，还是独孤及、独孤及弟子梁肃等人，都强调君子之儒，文道结合。只是他们对文道观的要求更全面一些，追求对政事有所指导的“道”，这从他们对大儒的评判标准可见一斑。早期流派交游网络中的柳冕认为汉代董仲舒属于“文而知道”的大君子：“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16]董是汉代极少数真正做到通经致用的大儒，其文为“通儒之文也，发明经术，究极天人”[17]。这种对儒道中经世济民的追求一直是流派心之所向。从萧颖士授业以孔门四科为旨归开始，文学和吏才联合培养的理念始终贯穿萧门教化：“（戴叔伦）初抠衣于兰陵萧茂挺，以文学、政事见称于萧门。”[18]“宰、赐言语，冉、季政事，古莫两大，繄公兼之。”[19]在这种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流派子弟有着传统儒生积极参政的热忱和务实能力，萧门弟子独孤及、戴叔伦都是兼备文学家、礼学家身份，且有吏干的士大夫。

事实上，中唐通儒群体的诞生和壮大与萧—韩流派的创立传承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如上所述，流派创立之初，第一代宗主萧颖士、李华就将政事文学列为同等重要的教习目标，他们的交游网络包括贾至、元结、柳芳、苏源明、权德舆的父亲权皋、点中大部分萧门学子登第的阳浚（杨浚）等人。这一批人代表了整个流派的发展方向和传承方式，他们在中唐文学变革乃至唐宋转型中有着首创之功，在文学复古、士风自省和政事能力培养等方面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做出了准备。流派早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在唐人心里就已经声名显著，裴敬会昌年间撰《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全唐文》卷七六四），举出唐朝“以文称者”五人，其中三人即流派内的萧颖士、元结、苏源明。宋初姚铉编《唐文粹》，以李华《含元殿赋》为开卷首篇，贾至、李翰、元结、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等也都被称为“文之雄杰”。更不用说现当代很多文学史给予的肯定。[20]而且，他们重视教育，广收门徒，奖掖后人的态度影响了后来的独孤及、梁肃、权德舆、韩愈等人，使流派的师徒传习绵延百年。

流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当属独孤及、戴叔伦，他们二人可以看成中唐第一代通儒代表。独孤及在当时的文坛政坛负有盛名。天宝十三载（754），及以洞晓玄经登科。“故相房琯方贰宪部，请公相见，公因论三代之质乂，问六经之指归，王政之根源。宪部大骇曰：‘非常之才也！’赵郡李华、扶风苏源明并称公为词宗。由是翰林风动，名振天下。”[21]三十岁时所作《古函谷关铭》《仙掌铭》广为流传，“格高理精，当代词人，无不畏服”。[22]后来官居左拾遗，掌太常博士期间政论奏议类文章堪称一时典范，所写《谏表》在以精简著称的《资治通鉴》中几乎被全文引用[23]，可以说“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博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24]。文学成就之外，《新唐书》本传也记录了独孤及斐然的政绩，除了在谏官和礼官的职位上恪尽职守，他外刺濠、舒、常三州长达十年之久，是当时有名的循吏，可谓文政双通。戴叔伦，大历贞元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梁肃撰《戴公神道碑》言其“聪明好学，能属辞。兰陵萧茂挺名重一时，罕所推揖，拔公于诸座之上，授以文史，由是令闻益炽”[25]。叔伦娴于吏事，永泰二年（766）春入大唐财相刘晏盐铁转运使幕，有经济之才，贞元初又先后为抚州刺史和容州刺史，“缓其赋，使其人舒；平其役，使其人劝……权豪除，盗贼屏，教之以让也；斗讼止，商旅至，教之以和也”[26]。离任后抚人为叔伦建遗爱碑，可见治理之能。及、叔伦二人将萧门弟子文学政事双优的能力展露无遗，而独孤及在州牧期间开帐收徒，培养出包括梁肃、朱巨川、高参、赵璟、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名士在内的优秀门生，将流派的这一优良传统延续到第三代。

三代的宗主为梁肃和权德舆，此二人在传承中真正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在文学理论和吏事政能上接续了父师辈的能力，还在贞元、元和年间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为流派选拔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从入室弟子扩展到门生故吏，将复古风潮和吏能培养推广到整个文坛。包弼德先生就曾经指出：“梁肃卒于793年，随着他的去世，这个故事分化了，第一条线在这时由权德舆在朝廷延续，继承了李华、独孤及和梁肃的传统而在文方面享有权威，另一条线始于那些在8世纪90年代处于长安士人圈之外的人（指孟郊、韩愈等人），通过文章复古来完成个人对社会的拯救方面。”[27]梁肃（753—793），字宽中，一字敬之，安定（今甘肃泾川）人，《新唐书》有传。肃少时师事湛然，受天台佛学。十八岁在常州守父丧时以文投谒前辈。“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28]建中元年（780）高中文辞清丽科，贞元六年（790）从杜亚幕中回京任监察御史，转右补阙，后加翰林学士。李观、韩愈、李绛、崔群等均游于其门。李观又荐孟郊、崔宏礼等于梁肃。据《唐会要》：“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29]次年由梁、崔二人辅佐陆贽录取的科举点中了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李绛、王涯等四方名士，时称“龙虎榜”。一榜之中，王涯、崔群、李绛先后任职宰相，冯宿累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韩愈、庾承宣、邢册、李观皆为京官，真是藏龙卧虎。梁肃在京居官期间不遗余力识拔人才，流派中王涯和皇甫湜舅甥（《新唐书·王涯传》）、李翱等均获推奖[30]。梁肃对流派壮大贡献不俗，但如果以文坛、政坛地位和在流派内外对后进提携教化之功来论，权德舆可谓更胜一筹。权德舆（759—818），字载之，一门三代都在萧—韩文学流派的传承谱系之中。祖父权倕，以艺学与初代成员苏源明相善，父亲权皋，洁身于乱世，与李华、独孤及、柳识等相交结友，门风文风醇厚，为权德舆的成材奠定了良好基础。[31]德舆早慧，四岁能诗，曾以所作文字为《童蒙集》十卷谒独孤及于常州郡斋，与独孤及门下梁肃、唐次、高参、齐抗、陈京、赵璟、崔元翰等多有交游。在经过了杜佑水陆转运使幕下从事和李兼江西观察使判官的幕府职事历练之后，权德舆入京为官，从太常博士转左补阙。入职当年即上《论度支上疏》弹劾裴延龄之奸，朝野震动。贞元十年权德舆兼知制诰，主考制科，七年内间续四典贡举，放李翊、侯云长、韦纾、尉迟汾、侯喜等大部分韩门弟子入榜，为流派的壮大作出重要贡献。元和中，权德舆官至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权德舆没有像萧李、独孤及一样收有入门弟子，但他数次知贡举的经历提携了许多青年才俊，登堂干谒者甚众，史云：“德舆身不由科第，尝知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号得人之盛。”[32]后辈如刘禹锡贞元十年呈近作《献权舍人书》等十余篇干谒文，元稹元和十二年（817）呈权德舆《上兴元权尚书启》等诗文五十多篇，都自称门生。韩愈《燕河南府秀才诗》云：“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丈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全唐诗》卷三三九）以此观之，德舆在当时就是众多举子的进阶龙门。权德舆拜相后，他的文坛领袖地位也更加显赫，成为当时文章正体的代表，从学者甚众，并对唐代赠内诗、赠序文体的定型产生重要影响。[33]

萧—韩流派传承到第三代，文风道德理念和成员的身份认同基本成型，随着流派的日渐壮大，中唐通儒型士人群体也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前文提到的几代宗主都以身示范，将所学文史经义与国祚复兴期的基层职事吏干相融合，从实务中寻求儒家教义之旨归。在他们的影响下，流派成员完成了从追求文儒身份到追求通儒身份的转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暂时封存在心底深处，投身于具体事务的解决中，向支撑国家基础的礼教、道义、文风、史家意识、经济生产、地方管理等方面辐射自己的才能，试图把破碎的邦国重新缝补起来。

从通儒型士人所具有的综合特征来看，萧—韩流派成员礼学素养深厚，他们在乱后礼制复兴的道路上起到关键作用。流派中曾经担任礼官的成员多达三十多人次[34]，他们在肃宗至宪宗朝占据了礼部的重要官职，以职任重建社会秩序，发掘儒家经义的本质及现实功能，期待回归一统，从各个方面努力重建中央权威。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是德宗朝的禘祫祭祀之争[35]，卷入大量精研礼学的中唐通儒，分为两派阵营，一派是以独孤及、柳冕、陆质、张荐和独孤及的弟子陈京为代表的太祖神主派，另一派是以儒学世家出身、时任山陵使的颜真卿和韩愈为代表的献祖神主派。透过双方看似不相容的礼法争论，在执着于以何代君王为神主的表象之下，体现的是中唐礼官们面对藩镇分权的严峻现实，从不同思路巩固皇族权力、恢复集权的政治意识。另外，战乱之后的唐王朝制度方略和文化引导都转向务实强国，这一时期执掌贡举的流派礼官整顿科场浮靡文风，制定新的文学标准，重塑士林风气。他们竭力改变以往教育内容中重经文、轻实用的状况，主张应试文章要有经世之道，于政治有所补益，选拔培养真正具备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的务实型人才，从朝廷制度上完成了古文理论的传播，规范和制约了天下文士的文体选择和文风倾向，使流派的影响扩大到整个文坛。比如权德舆本人作为文坛盟主，在礼部侍郎的职任上三掌贡举，加重试题中经义与时事考核的分量，所题进士、明经、崇文生等策问凸显功利与吏能，柳冕、杨绾等人也先后有批判科举考试轻经义、重浮华的奏疏，为天下文士的进学之路指出通经致用的新方向。

除了礼官，萧—韩文学流派中有很多作家曾经担任过史官职位，精研史学，才堪删述。史学一向有以古鉴今、思齐内省的作用。古代社会对史官的要求很高，需雄文、博学、通识兼备，他们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还要贯通古今，通晓历史发展、变化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充当统治者的政治顾问，能在中唐承担这种重任的非通儒不可。从流派第一辈中的韦述、萧颖士，到梁肃、李翰，再到后起如独孤郁、韩愈、李翱、蒋乂、蒋係、沈既济、李汉等人都担任过史馆修撰，杨绾、崔祐甫曾任监修国史。他们把持着从天宝到大中年间史馆的多数史职[36]。这些流派成员在众多作品中展示了自己的历史观念：或为史作，如韩愈、蒋係所编实录；或讨论如何做史臣，如何写史书，如韩柳史官之辩；或在论述中展现其自觉的史官心态，强调正统之道，发挥史作的经世致用之效。以萧—韩流派作家为代表的中唐通儒们把史官意识带入立言立功的行动中去，把“文用”功能在史学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所提倡的重实际、讲沿革，可付诸实用的史学在乱后重振期显得格外活跃，他们的史官身份和史官视角始终伴生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但影响到宋代文学、历史作品的创作，更启发了后世桐城派的古文义法。

除了重振礼教、以史鉴今，吏能也是中唐通儒与盛唐文儒最大的区别。古代士人都在儒家教义中成长，内圣外王的理想灌注入血液，但成功地把佐王辅政的目标转化为处理实际政务的手段，并不是人人具有的能力，而且在社会危机的胁迫之下，除了学识和道义，还要有政治担当意识。生活在大唐盛世刚刚落幕时代的房琯，论文采，有被张说击节赞赏的《封禅书》，论政坛地位，官至宰辅，在身份上可以算是盛唐最后一代文儒。他空有一腔复兴宏愿，却不通兵事，不善用人，兵败陈涛斜，错失平叛良机，且为人好空谈，不理事务。“时国家多难，而琯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古琴”[37]，是典型的“无实用而好谈经济者”，临事而不济[38]，操守有余，吏能不足。而在中唐以前，中古时代和玄宗朝有过几次文吏之争，“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39]。有的士人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40]，也只能看成纯粹的“吏”，不能承担救时之任。在中唐时代出现的通儒则不同，他们不但追随前代文儒的精神气息，从恢复礼制、文章复古、史法龟鉴等方面做出中兴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通儒士人奋战在王朝政体的各个岗位，与那些身居高位、终极理想是王图霸业，成就礼乐之邦的盛唐“大人物”相比，他们更懂得用学识夯实民生基础的重要。前文提到的大唐财相刘晏，自天宝末拜度支郎中，三次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新唐书·食货志》），在他主管财政和漕运时期，一手确立了天下财赋分理、院场相望的财政机构基础，奠定了唐后期百余年东西财赋分掌制的基本态势[41]，且“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大大缓解了国库入不敷出的急难，《资治通鉴》对其评价很高，称：“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均遵其法度云。”[42]刘晏选材以通敏为标准，他非常看重以文学政事著称萧门的戴叔伦，征召他进入自己的盐铁转运使幕中效力，“总赋税量入之职，算盐铁倍称之利”[43]。计算盐利是转运使判官之职掌，也是转运任务的核心，叔伦能力超群，可承此重任。像戴叔伦这种“早以词艺振嘉闻，中以财术商功利，终以理行敷教化”[44]，既以文才出道，可以胜任转运使判官、转运使留后官等财赋系统职位，又在容州等地方官治理岗位上获得嘉奖的人，最称得上中唐通儒的代表。叔伦的萧门学友独孤及，被很多研究者划为盛唐后期的“文儒”代表，但事实上，独孤及除了文学和儒学、玄学功底深厚，也能很快适应乱后新的政治环境，发挥通经致用的实干才能。他历任濠、舒、常三州刺史，熟练处理地方政务，精于吏治，还积极进行地方税务改革，开创“两税法”先声，这样的吏干型官吏是治理地方的基石，也是国家复兴、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通儒自萧李、独孤及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通过授业、举荐、科举选拔等方式形成师弟传承和同气相求之声。与此同时，随着流派成员增多、文坛政坛影响力扩大，他们身上觉醒的通儒身份特征带动士林风气为之一变，一些并非与流派宗主有血缘或师承关系的士人，也因为志同道合、气质身份相类，通过交游互助网络与流派发展联结在一起。比如德宗朝大手笔陆贽，对流派中的梁肃、崔元翰都很推崇，邀请二人辅榜科举，以通经实用为选贤标准，共同造就贞元八年“龙虎榜”盛世。他的通榜取士方式为权德舆所效仿，权三次选人均用此法。陆贽还曾与权德舆共同声讨权奸裴延龄，反对他任度支使，可惜德宗不曾采纳。陆贽留下来的《翰苑集》中收有《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三奏量移官表》《论沿边守备事宜状》等大量关于民生、选官、军事等国策建议，他特别看重“通”“变”的重要性，在其《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中言“见其情而通其变”，《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中言“故能动作协变通”，这些公文奏章从各个方面展示他以古鉴今、精于吏治、通权达变的思想和行政能力。又如贞元名相杜佑，史载“敦厚强力，尤精吏职……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旧唐书》本传）。所纂《通典》一书，不尚空言，注重实效，深含经世致用思想。杜佑与萧—韩流派成员李翰交好，邀请其为《通典》作序，李翰称这本史著“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准确地抓住了杜佑本身的吏能特征和著书的初衷，代表了乱后国祚恢复期中唐士人对“富国安人”之术的迫切追求。杜佑在建中元和年间两度执掌财计，“综领经制，变而通之”[45]，显示出他与萧—韩流派成员共同追求的通变学识和经国济民能力。

中唐通儒士人在大历、贞元年间不断涌现，形成规模。作为其中代表群体的萧—韩文学流派也迎来了第四代的领袖韩愈，他对之前萧李、独孤及、梁肃三代复古先驱的文学理论、道统思想有所继承发扬，在礼学、史学、幕府事务中也多有建树，将流派的思想、道德、责任担当继续传教给韩门学子及再传弟子。韩愈不仅是流派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唐通儒群体之集大成者，其开天辟地的才学和领袖气魄非旁人所及，他对儒学、文学、政事表现出的热情和使命感，以及“开启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甚至超过同时代作品流传更广的元白[46]。“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47]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正是宋人从文学、儒学、政事三个方面对韩愈所代表的中唐通儒形象的祭奠。自北宋始，人们对于韩愈是儒者还是文人的问题常有争论，这意味着韩愈代表的中唐通儒群体在两种身份塑造上都达到相当的成就。从中唐开始萌生的通儒群体发展成为北宋官僚士大夫群体的过程，是一个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从被动接受社会环境改造变成主动建立内心秩序和自我期许的过程，事功和文学，在北宋的士大夫身上逐渐完美融合。从唐宋变革的研究视野看，中唐特殊时代造就的通儒群体是中古向近世转型期多重身份士人的发起者，他们具有在乱世危局中以礼学重振朝纲、以文学复古明道、以吏干兼济天下的身份特征，以独孤及、戴叔伦、权德舆等，尤其是韩愈为代表。中唐通儒的多领域成就和综合素质受到宋代士人的推尊，并自觉以他们作为人生楷模。北宋前期由于士大夫社会阶层流动和人数的增多，出现大批思想学术、文学辞章、政事吏能集于一身的复合型士人，比如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人物、政治角色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具有通才特征的宋代官僚士大夫。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组成官僚士大夫阶层，同时掌握着国家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多方资源，具有文化承担者和行政官僚（尤其是文官）的双重属性，是国家精英文化建设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治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集于一身[48]。宋代士大夫的身份特征和精神认同从中唐通儒而来，却比中唐通儒的社会地位更高，因此在本阶层逐渐壮大之后，也承载起比唐代先贤更多的社会责任。自宋以降，从明代到晚清，北宋确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都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导致其后自“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到“儒者之所守”，皆与宋相近[49]，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世历史文化的基本风貌。

三 本书研究层面与小小创新

本书主要从三个不同层面展示中唐时代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和士人身份转型情况。

（一）政治文化史层面

文学从创作到接受是一个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社会风貌，直接导致社会组成单元——人的变化。唐宋变革初期，在安史之乱这一政治事件冲击下，中唐士人发生了从精神面貌到身份认同之全面转型。通儒型官僚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以萧—韩流派成员为代表的中唐通儒既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承担者，也是政务管理者，他们集智识、文采与基层吏能于一身，有治国安邦之才，为解决各种社会危机行走于地方管理系统、幕府机构、与财赋相关的重要岗位，这种从文儒到通儒的身份觉醒，正是萧—韩文学流派成员的显著特征，他们在中唐时代恢复经济生产、治理地方、充当幕府智囊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社会史层面

八年安史之乱肆虐，唐王朝遭受到极大破坏，政治、军事、文化、民生都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统一结构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百废待兴。这次的内乱不仅仅是唐代帝国发展的转折点，更是整个古代社会政治、文化、阶层转型期的开启，在这个被过去很多研究者命名为“唐宋变革”的过程中，最基础和最显著的变革就是文化的承担者——士人的转型。许多中唐士人在时代巨浪的推动下形成对通儒身份的追求，如萧—韩文学流派的独孤及、戴叔伦、梁肃、权德舆、崔祐甫、沈既济、韩愈等人，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介绍了他们在文学家、思想家、礼官、史官、传奇作家和循吏等身份上展示出的综合素质，他们发扬儒家礼教的内在精神改革文风，“以学干政”，把经义面向现实政治，发挥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有吏才。这样的通儒能力给北宋士人群体树立了追摹的榜样，在宋初涌现了一大批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兼擅文章、经术、吏干的综合性官僚，士人与官僚正式合流，并开启了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士大夫政治形态。北宋士人从萧—韩文学流派成员身上继承了士大夫政治意识与现实关怀，即从文儒到通儒、从士人到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完成了唐宋转型中士人身份的转变及其自我认同。这是本书从社会史层面解读萧—韩文学流派发展得出的重要结论。

（三）流派史层面

在中国文学史上，标榜文学流派的现象很晚发生。本书的第二章首先回顾了古代文学流派形成的两条路径：（1）学术流派—政治流派—文人群体—文学流派；（2）松散的文人并称—文人群体—文人集团—文学流派，进而得出文学流派的定义：一个生活在一段相对连续的历史时期内并形成代际传承的文人群体，如果几代成员之间有明确的宗主师承关系，在艺术思想、文学理念、创作风格乃至社会身份上相似相容，并通过大量的作品和文艺理论在当时和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文学流派。这个概念中，较为明确的师承关系和传承时间上的延续性这两项要素将文学流派与松散的文人并称、文人集团清晰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起始并不是传统研究中认为的江西诗派，而是中唐时期从萧门到韩门的师友弟子，他们以萧颖士、李华为起点，通过门生座主、师友交游方式联系在一起，一共传承了七代，以韩愈广收门徒，震慑文坛，化及两宋为余波，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萧—韩文学流派。该流派成员从天宝年间开始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直到贞元年间韩愈接过宗主大旗，带领弟子完成历史使命，本书的第二章详细考证了七代成员之间相对明确的师承关系。站在流派史的角度，萧—韩文学流派的生成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这个流派的成员大都是唐宋变革肇始期的士人主体，他们志趣相投、联系紧密，并且在个人才能和人生理想方面都显示出通儒的身份特征，非常适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唐宋文化转型视野下的士人思想与身份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将萧门到韩门的师友子弟命名为文学流派，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和身份，流派成员除了在文坛声名显赫，同时还兼备很多其他的社会角色——儒者、礼官、史官、循吏，这些角色使萧—韩文学流派成员在经学界、史学界、官僚体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全面的能力使这个流派更像一个综合性的“学派”——包含了文学、儒学、史学、经世之学等一系列要素的全能“学派”。本书的流派史研究不局限于成员的文学主张和具体作品分析，也更关注流派之所以在中唐形成的原因和方式，因此在第三章流派成员的礼官身份和第四章流派成员的史官身份中设有专门小节，论述礼官知贡举和史学家传等政治文化现象对流派形成的影响。

本书力求从不同的层面透视通儒在思想、政治、科举、文学、社会变革中的种种表现，并且把中唐通儒置于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同时代士人形态比较中，分析其身上延续士人传统的共性和作为通儒型官僚群体的个性，尽可能探索百代之中士人身份变化的历史规律。全书尽量避免重复前人对流派中的大家如韩柳等人思想作品的研究成果，并且没有对中唐时代同样对宋人有重大影响的白居易、刘禹锡等流派外士人过多着墨，而是将讨论重心放在流派整体的身份特征方面，关注七代成员的社会共同属性、综合素质以及在唐宋变革期对宋代士人心态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小小推进。

第一，充分辨析通儒身份。这个概念是学界“文儒”研究的内涵延伸，本书详细研究了中唐士人身上所展现的和文儒不一样的身份特征，并且论证了以萧—韩流派成员为代表的中唐通儒对北宋士大夫官僚形态和宋学形成的影响。

第二，从流派概念的演变过程讲起，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萧—韩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整体考察作为礼官的萧—韩文学流派成员在乱后礼制重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们在发掘儒家思想的现实功能，确立士林风气等方面的表现。

第四，整体考察作为史官的萧—韩文学流派成员对中唐史学的贡献，流派历史观中包含的史家义法、道德心术对后世文学、史学影响深远。本书第四章第五节还尝试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独孤及《毗陵集》中史籍引用情况加以分析，从数据上直观展示流派初期成员在文章写作上向史书文笔靠拢的倾向。

第五，流派很多成员兼为传奇作家，他们的创作与唐传奇从初盛到定型同步成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该文体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流派成员沈既济的《任氏传》更是被视为唐传奇文体成熟的标志。

第六，发掘萧—韩文学流派成员的循吏特征（经济人才、地方治理人才、幕府人才），从他们对通儒身份的追求看唐宋转型中的士人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转变。

第七，附录以独孤及生平和作品编年为基础完成一个流派成员活动的合谱，以姻亲、师从、墓志为主要线索梳理人物关系，了解流派的发展脉络。

关于萧—韩文学流派的研究还有很多可深入探讨的方向，比如流派成员对中唐佛教发展和转型的影响：李华、梁肃之于天台宗，吕温、陆淳、韩柳之于净土教，权德舆之于洪州宗。佛教与文学的问题涉及知识背景广阔，由于笔者目前学力有限，积淀尚浅，未敢在本书中展开讨论，只将现有陋识出示，盼请研究界各位方家学人指正。

---

[1] 内藤湖南（1866—1934）于1910年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第9卷第5号上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唐宋之间的巨大差异。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又强调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2] 《长孙无忌司徒制》，（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6页。以下版本从略，只注页码。

[3] 《狄仁杰内史制》，《唐大诏令集》，第217页。

[4] 《张说兼中书令制》，《唐大诏令集》，第218页。

[5] 《张说中书令王晙同三品制》，《唐大诏令集》，第222页。

[6] 《裴耀卿张九龄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第222页。

[7] 《苗晋卿侍中制》，《唐大诏令集》，第224页。

[8] 《刘晏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第225页。

[9] 《齐抗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第228页。

[10]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序第1页。

[11]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自序第1页。

[12]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03页。本书所引《资治通鉴》内容，均来自此版本。

[13] （唐）白居易《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全唐文》卷六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13页。本书所引《全唐文》内容，均采用此版本。

[14] （唐）李虞仲《授崔群右仆射兼太常卿制》：“（崔群）道合时中，识通政本，含五行之秀气，为一代之伟人。文学致名，公忠莅职，清贞不挠，方廉自持。”《全唐文》卷六九三，第7116页。

[15] 毛汉光：《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收入《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333页。

[16] （唐）柳冕：《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全唐文》卷五二七，第5358页。

[17] （唐）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第5461页。

[18] （唐）权德舆：《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管经略招讨制置等使谯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戴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卷五○二，第5115页。

[19] （唐）独孤及：《祭相里造文》，《毗陵集校注》，刘鹏、李桃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本书所引《毗陵集》，均来自此版本，余下只注页码。

[20] 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和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

[21] （唐）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毗陵集校注》，第459页。

[22] （唐）崔祐甫：《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神道碑》，《毗陵集校注》，第456页。

[23] 《资治通鉴》，第7291页。

[24] （唐）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全唐文》卷五二三，第5321页。

[25] 本书不见于《全唐文》，蒋寅先生抄录于金坛县文管会所藏《重修戴氏宗谱》，收入《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页。

[26] （唐）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全唐文》卷五一○，第5185页。

[27]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28] （唐）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全唐文》卷五二三，第5322页。

[29] （宋）王溥、牛继清校正：《唐会要校正》，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8页。

[30] 贞元九年李翱通过了州府考试，明年即将赴长安考试，九月向梁肃献文求推荐。《感知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与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于右补阙安定梁君。当是时梁君之誉塞满天下，嘱辞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之门下者，盖无虚日。”

[31] 事迹参见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全唐文》卷五六二。

[32] （宋）王谠著，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2页。

[33] 详见蒋寅《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4]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35]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36]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37] 《资治通鉴》，第7142页。

[38] “无实用而好谈经济者，临事恐不能济事。”（清）林昌彝著，王镇远、林虞生点校：《射鹰楼诗话》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

[39] 《隋书·柳庄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52页。

[40] 《新五代史·杨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3页。

[41]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42] 《资治通鉴》，第7283页。

[43] （唐）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收录于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9页。

[44] （唐）权德舆：《戴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二，第5115页。

[45] 《杜佑诸道盐铁等使制》，《唐大诏令集》，第270页。

[46] 陈寅恪《论韩愈》：“退之官之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2页。

[47]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2页。

[48]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49]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