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的义役组织

南宋的义役组织可分为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两种。在义役初创阶段，以民间主导型为主，如绍兴年间金华长仙乡、西山乡之所为，此外，徽州黟县、饶州德兴、婺州等地都有富户拿出部分财产或田地，出资倡导义役。在乾道七年（1171）进入政府推广阶段以后，义役向“官督民办”方向演变。德兴、萍乡、西安、余姚等地地方官，有的劝谕富户主动出钱出资组织义役，有的从官府中拨出部分经费买田助役，并指导编排役户。由于有政府的组织，义役组织订立规划，建立制度，规范管理，运行顺畅。

义役组织有两个核心环节，一是助役，二是排役。助役需要有人出钱或出田，设置助役资金，购买职役服务。这些田或钱谁来出呢？多为乡村中的上户、富户所出，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为什么他们愿意出呢？真的是为了扶贫济困行善事吗？并不排除这样的因素，但在根本上，助役也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如前文所述，宋代实施职役制后，徭役成为扰民困民甚至导致乡民破产的重要因素，大多数中下层民户根本无力承担沉重的徭役负担，他们最常用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选择就是举家逃亡，将徭役负担丢给乡里，让乡邻、亲戚、宗族等承担连带赔付责任，由此导致农户之间产生在逃役、赔役等问题上的纠纷和诉讼。显然，无论是从村里还是宗族的乡村共同体视角来看，民户逃役都是一个各方共输的乡村治理结果。助人就是助己，为了应对差役之害，一些有见识，也愿意行善的乡绅主动出资，倡导操办义役组织，以缓解困扰乡里的役讼僵局。

宋代实施免役法，允许募人服役后才使助役成为可能。助役需要筹措资金。义役的资金筹措大致有富户捐田（钱）、应役户按田出钱和政府拨田（钱）三种方式，其中富户捐田捐钱是最主要的，某种意义上，它是古代乡村的慈善公益事业，故有“义”役之称。富户捐田遵循“众人拾柴火焰高”原则，除了少数愿意主动出田出资者外，大多由乡绅自行商量或由政府组织，按照占田多少、家财标准以及本村本里徭役负担水平等，确定相应出资标准，田多财多者多出，田少钱少者少出，通过民间集资，同舟共济，共同应役。义役田是义役组织存在和维系的经济基础，常熟县九乡五十都曾管义役田地共50522亩，每年收取租米麦共24998石[1]。捐产到位后，组织相应人员成立义社，设立专门账户，管理开支应役资金。

助役后的排役或应役分为两种，一是乡役户自役，二是雇人充役。乡役户自役，则在助役账户内开支其相应花费。雇人充役，按照当时的雇役时价支付钱米。时人观察表明，募人代充的情况较多。

排役也分为两种，如果是乡役户自行服役，则保长、保正等人根据籍册先后排定服务次序和任期，如饶州德兴县要求根据民户田数多少，确定充役时间，多的服务二年，少的不超过三个月。如果是雇人代役，如浙西常熟县，则根据所在都的大小、粮税数量等标准，每年二人或一人。

义役如何组织管理呢？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固定组织或负责人，由民户自行推选排序，然后报备给官府即可，官府并不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役管理规范化，设立役首作为主事者，负责义役组织排役、管收役田田租、管理助役资金等事。役首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由最初的捐田捐资行动的倡议人担任，他们因有首倡之举自然成为役首。二是由民间推举或官府引导乡里贤能者担任。总之，役首多由当地豪强大户担任。有的地方又设立“机察”监督役首，防止其徇私舞弊。

哪些人参加义役组织，成为其成员呢？宋代差役制规定，职役只应由一二三等户承担，故义役初创时仍然多由上户参加，“聚大姓谋”，不应负担差役的小户被排除在外。义役社团成员一般为十几人至二十几人。但此后更为普遍的现象是，中下等小户也被纳入义役组织，使得义役成为乡村民户普遍参与的应役社团。特别是在郡守、县令等地方官大力推广义役、官督民办后，许多贫苦下户被迫入役，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例如，处州要求那些只有一二亩田的下户也要出田出钱助役，差排轮充。主要原因在于南宋役法在免役与差役之间杂乱并行，无一定之规，地方官行事总可以找到依据，豪强大户巴不得更多人参与，减轻自己负担。被迫摊派、全民参与的义役组织其实已经失去最初的互助共济、减轻应役压力的初衷，其慈善公益性大打折扣，自我治理功能逐渐变味。

义役组织由成员自主共同商定，或由地方官主持规划，都制定相应规约，用以规范义役组织与成员行为、义役内部事务管理等。大多数规约内容翔实，多者近四十条，并编纂成册，称为“义役册”“义役书”，甚至邀请地方官作序题跋，呈送官府条案。义役规约是古代社会的村民公约或乡约的一种表现形式。

义役组织大多数是民间组织，在其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集合乡村社会集体力量、互助共济、减轻职役之苦的作用，役首多由贤能者担任，义役组织尚且能够维持公正公平原则，正常运转。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因有利可图，役首一职逐渐被豪强大户把持，地方胥吏与不良役首勾结，千方百计破坏义役。因为对胥吏来说，排役差役是他们牟利受贿的重要渠道，义役兴起后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必然会设法破坏。此外，还有些不良上户强拉中下户出资，加重他们负担，减轻自己负担，又博取助役美名。以上三股力量互相勾结，本为良政的义役，又沦为鱼肉中下等户的恶政，“义”役不“义”就在所难免了。

义役在决策上由乡里大姓集体协商，在管理上由乡绅轮值，是一种乡村民众自我治理的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社区群众自治，这种自治在人事推选、事务决策、日常管理、行为监督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草根性、共同体性。义役在本村本里组织，参与者不是同宗同族，就是乡里乡亲，既能够克服较大范围治理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和管理盲区，又对管理者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性，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有其合理性。规范管理、良好运转的义役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县乡应役成本，有利于减轻乡民负担，提高乡村治理效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