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的义役组织

义役组织发展到南宋后期，虽然存在不少弊病，也越来越受到官府的控制，但作为聚合民间力量共同救济徭役之困的一种形式，还是能够在乡村社会发挥一定的治理积极作用，因而在其后的元、明、清历代仍得到不同程度的存续和发展。

明代，江南地区是赋役重灾之地，人民遭受重役之苦，为义役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土壤。众所周知，江南地区从明初开始所承受的赋税负担就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役随赋起，田赋重意味着朝廷从江南所要征缴的粮米也多，与粮米有关的催征、经收和解运就需要动用更多民力。赋多役重，因粮米征收量大，江南地区的催征、经收之役相比其他地区同样高出很多。更要命的是，江南不但征缴的两税粮米总量多，起运比例也极高。江南所要缴纳的公粮和银两中九成以上需要起解运到京城入库，解运之役远超其他地区，成为江南伤民重役的一个主要原因[3]。尤其是在朱棣定都北京后，江南地区需要将银粮押运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极大增加了劳动人民的徭役负担。苏州府在漕粮军运改革前，因起运两京、临清、徐州、淮安等处粮额浩大之故，每年需要佥派运粮人夫约23万人。在力役方面，江南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在宣德年间大约为3石，至成化时涨到3—4石，正德、嘉靖时达到4—5石，万历时为5—6石，甚至升到8石，至崇祯时，粮解1名费银达1500两。[4]因钱粮征解环节的管辖过多、程序烦琐以及吏治腐败等因素影响，民户在承担钱粮催征、经收、解运等诸役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同程度的额外科索。

与高额起解相对应的是低额存留，其严重后果是苏州地方财政经费不足，不得不通过徭役征发来维持地方政务的正常运转，加大“折役”“役办”催征力度，使乡村里甲“坐办”“料办”等负担大增，而这些负担又不可避免地最终转移到广大百姓身上，由此造成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府徭役的沉重。明代江南地区的义役改革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常熟是义役首行之地。宣德九年（1434），为解决常熟县军需颜料经年不完里甲重复科办的弊病，知县郭南议行义役之法，令该县见役里甲，每里均出米50石，计米2.5万石，于济农仓北置地七亩设义役仓专贮义米，凡遇朝廷坐派军需颜料等物支取义米买办。该议得到苏州知府况钟的支持，推行于苏州各县。况钟推行的义役是将民户分为七等，按民户财力多寡征收役米，与郭南最初的按里均派设计有所不同。

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抚江南后，针对江南官田民田田赋不均，实施平米法（均田加耗法），以推动均赋改革，将起解支用之外的平米剩余（又称为“余米”），纳入济农仓收贮，余米可用于对义役贴补，用以减轻江南徭役负担。但随着耗羡归公，余米充为公赋，纳入两税正赋后，原余米贴补下的部分徭役负担再次转归民户承担。景泰以后，苏州府各县官署义役出现赋税化调整，原用于义役的义役米、义役银成为一种税项混入地方赋税体系之中，虽然仍号称平米，但对百姓乡民来说，原义米、余米在助役减负方面的救济功能已经一去不返了。

嘉靖年间，苏州地区官置义役再度兴起，其运行存在役田和役米两种模式。苏州役田主要实施于吴县、长洲二地。其模式为，每民田百亩抽五亩为公田，所置公田招佃纳租，由当地该年粮长管业，以田租作为徭役津贴。以吴县为例，嘉靖二十七年（1548）义役开始实施时，抽取公田总计13248亩，每年收租米13500余石。吴县的公田助役之法在运行之初取得积极成效，缓解了役户特别是重役户的徭役压力。但由于产权不清、官民蚕食等原因，至崇祯七年（1634），吴县每年役田仅得租米1386石，比初置时减少了九成。

役田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晚明时，苏州地区出现了义役的另一种形态——役米模式。苏州府的役米主要推行于太仓、昆山、嘉定三县，其规定是，令官民田每亩出役米2升，按各役轻重给予相应的津米助役，标准是：粮长10石，首名18石，收头18石，塘长10石，里长12石，扇书24石。申时行认为，相比役田，役米可以避免监管、侵夺等弊端，不惊小民，不烦有司，[5]但它按亩出役米，实质是变相摊派，贫苦下民仍不免遭受科配之苦。

嘉庆《松江府志》记载，明顾署丞正心助役义田：松江府华亭县乡村里役616名，共贴义田14901亩，除粮净米8947.56石；极荒图共贴义田783亩，该除粮净米430石；次荒图贴田609.7亩，该除粮净米320石；加贴原分义田共323.8亩，该除粮净米183石。青浦县里排贴役义田二分，共6863亩，该租米6817石，高乡花豆照例折银准米该租银143两，除给税粮外，余租听从轮年随身人收赡差徭；府城内外坊厢里长42里，共贴义田1189亩，该除粮净米839.8石；府城内外坊厢守宿42里，共贴义田2142.7亩，该除粮净米1300石。华亭布解4名，共贴义田706.3亩，该除粮净米480石；青浦布解1名，该给买田银595.1两。华亭北运粮解30名，该除粮净米1800石。华亭收兑粮长63名，共贴义田3790.3亩，该除粮净米2240石；华亭收银总催90名，共贴义田4513.8亩，共除粮净米2720石；华亭南运粮长4名，共贴义田219.8亩，该除粮净米共64石。[6]

明代义役显然与南宋义役差距颇大。在义役的形成上，明代江南的义役并非民间自发形成，而是具有强烈的官府主导色彩，或者说就是官府安排的均役摊派，尽管这种摊派有助于减轻重役户负担。这与南宋时期至少有乡村缙绅主动组织，自觉捐献田产助役有很大不同。在义役的管理上，明代义役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应役排序、助役分配等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义役缺乏内生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规定。因此，明代江南的义役称不上是真正的民间自我治理，只能算是官府组织下的一种具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助役减负机制。

明代徽州乡村里役朋充是义役的另一种民间组织形式。徽州文书中遗存有万历八年（1580）洪时可等四人朋充里役合同一份，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朋充的情况。

立合同人洪时可、洪时陈、洪应辰、洪应采等今因九甲程汝良投充里役，自量一人不能承当，又恐人心涣散，众议将洪恩南户承役，共立合同条则，一样四帋，以便遵守，备宜同心一气，共承此役，毋得规避强梗，致生异议。如有此等情由，罚米五十石公用，所有条约逐一开刊于后。

计开

排年四分轮流承当一年，每年议贴银三两。

见年每分轮管一次，粘阄为定，每次议贴银二十两。

津贴银照依税粮多寡为则，日后消长不一，照则增除。

每人各年在甲钱粮以票至之日为始，一月纳一半，二月纳完。毋得延捱贻累，如过期不纳，代为充貱者照依当店起息算，还亦毋得延至半年，违者外罚银一两。

现年除书画卯酉催征钱粮，勾摄公事，俱系轮当者承管，其有清军、清匠、解军、缉捕盗贼，并额外飞差俱众朋管，毋得阻挠坐视。

报殷实及劝借等项俱照税粮派认。

丁粮有在别甲者，倘后投扯里长俱众处分。

粮长收头并册年审图，使用俱众管理。

轮当者遇收均徭银外贴银二两，收军需银外贴银一两。

万历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同人 洪时可 洪时陈 洪应辰 洪应采

凭中代书人 洪应绂[7]

以上合同内容反映了当时乡村邻里互助共同承役的现实。当然，这种承役并非是无偿的，承役者也获得贴银，但与当时艰巨繁重甚至有可能倾家荡产的里役任务相比，洪时可等四人愿意站出来也确实很不容易，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结果是能够平衡不同农户在应役上的不对等性，缓解弱势农户的管理困境。明代的里甲制将每个农户都推到乡村管理者的位置，但并非所有农民都具有承担管理的能力、经验、技巧，尤其是威望和财富实力。朋充、承揽等里役互助行为作为民间自我管理调节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缓和官民矛盾，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

无论如何，如同义仓、义学、义社等一样，古代乡村的义役，是民间社会各类主体以一定的组织制度形式，集合众人之力，合力形成应对灾荒、役困、失学等乡村生产生活中难事、困事的一种乡村自我治理重要实践形式，它是政府治理（如常平仓、救济粮款等）之外应对天灾人祸等的有效补充手段。

除了兴办各类具有鲜明地缘性质的生产生活救济组织外，明末清初时期，江南地区的缙绅等地方社会精英还创立了善会、善堂等民间社会慈善组织。善会分为同善会、放生会、一命浮图会、掩骸会、育婴社等种类，显然，善会是专业类的民间济贫救急类组织，以服务特定弱势群体为其目标。善会具有临时性特点，大多没有固定的场所，善堂则较为固定，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管理人员，并募集捐款，以购置房产、田地，维持善堂持续发展。[8]善堂、善会作为民间力量自发成立的慈善组织，在救济乡民危困，缓和乡村对立，纾解乡村治理难题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