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公民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结构，我们分别计算认同标准及自豪感的各两个子维度分数，方法是以该维度所包含所有项目的算术平均数为该子维度的分数（例如，公民标准子维度的分数等于心理感觉、政治制度两项目分数的算术平均数）。需要指出，由于ISSP 2003的数据均为分数越低，表示越赞同，与常识相反。因此，我们进行逆转调整，即，原始数据库，从“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依次得分为1～4，我们将其调整为4～1，即调整后分数越高越赞同。

一 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由表4-4可知，无论是在认同标准的重视程度上还是对国家的自豪感上，日本公民既表现出整体排名靠后的规律，又存在着一些交叉矛盾的特点：他们对文化领域的自豪感排在第7位，而对政治领域的自豪感却排在第16位。他们对族群标准的重视程度排在第13位，但在对公民标准的重视度上仅排在第24位上。

先看国家认同标准方面。日本公民的认同标准很明显是一种重族群标准、传统标准，忽视公民标准的趋势。在日本民众的心中，祖先、传统等远比公民、民主的标准更重要。该结果从侧面印证了Shulman（2002）的结论，我们也可以推测，这可能因为，作为一个有相对久远历史的东方国家，其公民可能更多地保留了一些民族传统的标记，这与一些西方的移民大国借助政治上的共同看法凝聚在一起的模式是不同的。

根据Evans和Kelley（2003）的说法，自豪感是与某个国家的实力息息相关的，实力强的国家的公民往往有更高程度的自豪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其自豪感水平基本可以预测其国家在该领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而，在日本的结论却与此预测存在矛盾之处。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实力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然而其国民的自豪感程度却仅排在第16位。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日本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日本在政治领域经常有着争议和争端等不利行为，使其国民对政治方面的自信大打折扣，也许是“政治领域拖了经济领域的后退”，拉低了政治自豪感的整体水平。

此外，Evans等（2003）也曾建议，由于对文化等领域的评判缺少客观标准，因此，各国公民对自身文化领域的自豪程度均会高于对政治领域的自豪感。日本公民在自豪感领域上的表现也与这一预期相符合，同时，日本相对靠前的文化自豪感序列也让我们看到了，尽管各国均会对自身的文化有点保护主义的自豪感，但是日本的这种偏爱程度还是要高于许多有着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国，这也就更确证了日本公民对其民族的文化、科技力量、体育成绩等的强烈认可度。

二 不同群体日本公民的国家认同

在以往研究中，受教育水平、年龄是重要的关注变量，但是由于已有研究方法的限制，并没能将二者剥离开，使得两个因素的作用相互缠绕，不能分清楚，因此，将两个变量同时引入回归方程，可以将两个变量的效果进行有效剥离，有利于澄清各自的作用。且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公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高的国家，探讨这两个因素在这样一个国家的作用也就显得很必要了。因此，我们选择了受教育程度，年龄这两个变量。由于以往的许多研究（例如，Coenders & Scheepers, 2003）也曾经提示过性别可能带来的差异，我们也分析了性别的作用。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4-5、表4-6所示。

不同群体日本公民的认同状况如表4-5、表4-6所示，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在对族群标准的影响上，学历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0.172, t=-5.892, sig=0.000，年龄段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0.343, t=11.762, sig=0.000，即学历程度越低，年龄越大者，对族群标准的重视程度越高。在对公民标准的影响上同样存在，年龄越大者，对公民标准的认同度也越高（β=0.273, t=9.214, sig=0.000）。

在政治自豪感上，学历程度的β=-0.068, t=-2.162, sig=0.031，年龄段的β=0.158, t=4.992, sig=0.000，学历程度越低，年龄越大者，自豪感程度越高。在文化自豪感上也同样存在学历越高者，自豪程度越低（β=-0.129, t=-4.224, sig=0.010）。

通过对表4-5、表4-6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日本公民中学历越低、年龄越大者，其对标准的重视度越高，自豪感越强，该结论是与西方国家中的结论一致的（Evans et al., 2003; Jones & Smith, 2001）。我们认为，受教育水平对认同的负向预测力的原因可能在于，认知能力越强者就越可能把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就如认知技能理论（Jones et al., 2001）所推测的那样，高学历者往往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他们既然将自己看做归属于一个更大群体，也就相应地更不看重国家间的界限，也就可能同时出现对标准重视程度低的现象。同时，也有研究者坚持，受教育水平对自豪感的负预测力也可能与高智商公民的模糊的界限观有关，不过，受教育水平越高者越可能接触更大的世界，越可能见到比自己的国家更优秀的国家，这也可能为其对自己国家产生更低的自豪感埋下伏笔。

究竟这两种理由中哪一种更能合理解释学历高者“轻视国家”的举动呢？我们认为，可以从本书结论与美国结论（Evans et al., 2003）的对比中窥见一斑。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在其国内，就不存在学历越高者对本国的自豪感程度越低的现象，其结果是恰恰相反的，即学历越高者对本国的自豪感程度也越高，并不能验证认知技能理论的结论。研究者对此类现象感到困惑，并因此提出了“美国特殊论（Evans et al., 2003）。我们推测，很有可能的是，无论是对本国的认同还是本国的自豪感的建立均需要一个参照的标准，其他国家，当然包括日本，均不自觉地依据了美国这个更高的标准。学历高者更有可能完整地接触和了解到美国的状况，也就因此产生对比，认为祖国与美国相比，距离还很大，问题也很多。因而，出现学历越高、见识越广者反而越“不认同”国家的一种状态。然而，由于美国所拥有的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拥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美国的学历高者尽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但在比较之下，其他国家的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出现越有机会比较，就越可能产生优越感，获得对美国的满意自豪的情感，产生对国家的更高的归属感也就显得不奇怪了。

此外，年龄对认同标准的重视度及自豪感的正预测力还是与世界25国的趋势相一致的。我们相信，Scheepers, Gijsberts和Coenders（2004）所作出的总结，即越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利阶层就越可能出现更高的对国家的认同。年龄越大的人，尤其是70岁以上失去了劳动力的人，也许会处在社会的不利地位，也因此可能更多地出现对国家的皈依。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理由，作为一个20世纪卷入战争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年长者要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战争记忆，而战争等威胁性的历史记忆是容易带来国家认同以及仇外程度提高的重要变量（Kunovich,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