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中国非洲文学研究发展的现状

蒋晖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为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非洲文学研究的专辑，这在大陆出版史上，尚是一件新鲜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辑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展示目前中国非洲文学研究的实绩和水平，同时也展示韩国相关的研究动态；第二，对这个学科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状况做一个反省的总结。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个设计的初衷，由于诸位学者和朋友的热情帮助，基本上得以实现。

中国非洲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个学科，研究队伍日渐扩大，但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规模、布局和特点，从哪里出发，又走过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都有待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和说明。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整理出大致的资料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共收集到大陆16所高校和台湾1所高校的非洲文学研究、教学的介绍资料，这使我们可以大概勾勒出当下这个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第一，非洲文学研究和教学在四类学校齐头并进，即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为首的传统研究型大学，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为首的外语类研究和教学机构，以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为首的师范类高校，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江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为首的财经、外贸、政法和科技类高校。

第二，这些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学术传承和历史机缘的不同，其非洲文学研究发展的道路也非常不同。我们大致将推动非洲文学研究的动力和内在的学术承继归纳为五类。第一类，凭借过去深厚的东方学传统而演变发展出来的非洲文学研究，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亚非语言文学系、天津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第二类，借助自身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理论和美国非裔作家作品研究的传统优势而延伸至非洲文学研究，属于此类的是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第三类，借助传统语言优势而发展起来的非洲文学研究，这类学校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第四类，借助本校的非洲研究机构和在非洲设立的孔子学院发展起来的非洲文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是这类的代表；第五类，因为某位学者的远见和兴趣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努力开拓而发展起来的非洲文学研究，其中取得明显成绩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侨大学。

除了这些学科发展的信息外，本书还收录了17篇中国学者写的非洲文学研究论文。作者们包括这个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这17篇论文中，研究对象主要为南非文学的有7篇，为尼日利亚文学的有3篇，为肯尼亚文学的有1篇。研究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论文2篇，集中于非洲两大本土语言：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提供了较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的论文有5篇，分别是关于非洲的大众文学研究、动物与文学、传记研究、文学与绘画的互文研究和生态理论的。余者主要为学术史和文学思潮史的研究。

本书并未使用狭义的非洲文学概念，即非洲本土语言文学，而是采用了广义的非洲文学概念，它不但包括非洲作家使用殖民语言创作的文学，而且包括在非洲生活过但最终离开非洲的作家，如英国作家莱辛和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作家库切。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为研究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学者现在国内极度缺乏，成果十分有限，还因为这种划分并不可取。事实上，没有人认为非洲人民创作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和葡语文学乃是一种欧洲文学；也没有人建议有一种所谓的基于本土语言之上的纯粹的非洲文学研究。原因很简单，英语、法语和葡语既是强加给非洲人民的殖民语言，也是在反殖民运动中非洲人民使用的革命语言；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和贸易便传到北非和东非大部分地区，这种带有殖民性的语言深深影响了斯瓦希里语的形成，同时也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使用的语言。非洲语言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它的敏感性使我们无法轻易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看法和基于其上的科学的和客观的对非洲文学的定义。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倾向采取一种宽泛的语言态度来处理非洲文学。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创作呈复兴的态势，这确实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并且加大非洲本土语言人才培养的力度，并向在这个方向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们致敬。然而，我们也需要理解，这种本土语言文学的肇兴并不是由一个纯粹的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理念推动的，恰恰相反，是实践的需要，是本土语言文化市场发展的自然要求，是新一波去殖民化教育的产物。整个非洲语言文学的发展必须放在这个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背景中来理解，而它和参与这个进程的欧洲语言形成的关系既紧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存。这使使用欧洲语言创造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非洲文学之外，就如硬币的两面都是硬币一样。

研究非洲文学必须澄清的另一个概念是，非洲文学除了语言的复杂性外，还有生产地域的复杂性。现代非洲文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上的概念，也不完全是民族国家的产物。相反，它的灵感之火既有内部的淬炼也有外部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非洲文学的兴起与发展都和黑色的太平洋文化圈密不可分。从历史的眼光回溯，20世纪初在美国肇始的泛非主义运动，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黑人性文化运动，60年代南非黑人工人阶级文化的美国化，从法国酒吧、纽约哈勒姆文艺复兴、60年代美国黑人艺术运动中淬炼出的爵士乐对非洲诗歌、小说、音乐、戏剧和哲学的深刻影响、80年代之后美国黑人出现的返乡寻根热和由此带来的黑人离散文学对非洲文学的影响等，都是非洲本土文学创造的重要源泉。同时，现代非洲文学也和第三世界的形成密不可分，这不仅有南非流亡作家所建立的抵制种族隔离制度的广泛的国际文化战线，也有20世纪70年代古巴对非洲反殖革命的军事援助，后者使古巴音乐成为非洲各个国家人民都熟悉的音乐，没有一种非洲民族的音乐能像古巴音乐那样在全非洲如此盛极一时。这些都说明，研究非洲文学必须突破狭隘的地理和民族国家界限，引入黑色太平洋文化交流与生产区域、印度洋文化交流与生产区域、非洲大陆内部整体视野和埃及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的影响，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非洲文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英国籍作家莱辛与澳大利亚籍作家库切才没有被我们排除在非洲作家之外。

本书所辑录的论文体现了当下中国学者研究的基本水准和兴趣点，也是我们接来下进行更深入和更全面研究的起点。我们稍感不足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基本都是书本研究，依靠第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第二，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在非洲特定地域和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而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也尚缺乏，非洲文学是无法从纯文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非洲文学的形式问题和审美问题与社会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第三，在国内，美国非裔文学和非洲文学因为历史原因成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这直接影响了对两者的研究，如果将二者看作一个关联更为密切的文化生产区域，不仅对美国非裔文学而且对非洲文学的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继续推动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研究。

本书除收录国内学者的研究外，还刊录了韩国圆光大学教授李锡虎的研究文章《非洲女性主义与下层阶级》。这篇文章是他在韩国庆熙大学主持的长达两年的非洲文学研究读书班的成果，令我们可以一窥韩国非洲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韩国外国语大学张龙奎教授的文章《韩国非洲研究史：学术发展40年》提供了过去40年韩国非洲研究发展的情况，材料十分珍贵；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梅茨教授的《乌班图：好的人生》对“乌班图”这个南部非洲本土文化中的伦理概念做了说明和研究，是一篇属于比较哲学范畴的文章，也具有开拓意义。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保留了传统的“研究生手记”“调研报告和研究心得”两个栏目，以鼓励在地研究。

最后需要特别推荐的，当然是尼日利亚戏剧家、诗人费米·奥索菲桑的剧作《全都为了凯瑟琳》（杨梦斌译）。曹禺的《雷雨》第一次被非洲作家改写，这恍惚令人想到中国现代戏剧萌生之初洪深对尤金·奥尼尔戏剧的改写，以及改写作为反抗的书写策略的非洲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的深意令人玩味。

本书编辑中也存在许多遗憾和不足。第一，我们对北京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悠久的阿拉伯语非洲文学研究的理解和把握明显不足，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可再选几篇这个领域的论文。葡语系和法语系的非洲文学研究的论文也没有收集到，这是第二个遗憾。第三个遗憾是，非洲文学研究的老前辈李永彩和颜治强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如黄晖和段枫教授因各种原因都未能为我们供稿。

带着这些收获的欢欣，同时也夹杂着遗憾和不足，本书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辑，在此最想表达的是内心深深的感激之情。第一要感激的是各位学者朋友，他们在百忙之中整理各自研究机构的情况，并无私贡献他们的研究佳作；第二要感谢的是台湾学者邱大环教授，她对素昧平生之人的一个冒昧的要求不但不责怪，反而伸出友爱和援助之手，令我们有幸了解了台湾地区非洲文学研究和翻译的状况；第三要感谢的是李安山老师，没有他的信任和宽容，本书的编辑也不会如此顺利。

千言万语不如双手合十，祝愿明天的中国非洲文学研究和亚洲的非洲文学研究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