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份认同史之“纽结点”：日本的郑成功历史研究

郑成功传记[5]是郑成功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早在江户时期，就出现了郑成功传记，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先声期。1797年，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是日本第一部郑成功传，全文用汉文写成，对郑成功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论述与评价，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吾大东日本之人，以勇武胜于万国，世所知也。夫以匹夫驰勇名于西洋，耀武威于天下者……其并勇与义而有之，吾郑将军成功，盖其人乎？”[6]作者站在日本立场对郑成功评价甚高，“驰勇名于西洋”，“耀武威于天下”，且兼具“勇”与“义”，但这一切似乎都归功于日本，因为郑成功乃“吾大东日本之人”。在同一时期，儒学家藤田幽谷在《藤田幽谷書簡》（1800年）中，也撰写了《郑成功传》。池田晃渊在《德川幕府時代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800年）的第五章，论述了《明朝郑成功的请援与松平信纲、堀田正信的冲突》。1850年斋藤德藏的《海外異伝》也对郑成功进行了评述。可见，郑成功传记是这一时期日本郑成功研究的主要形式，日本学者对郑成功冠以“大东日本之人”的身份，体现了郑成功的“大和魂”，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7]情绪的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动。

进入明治时期，出现了大量以郑成功命名的专著。染崎延房的《台湾外記：一名国姓爺》（永保堂，1874年）就是其中一部。作者在开篇就指出该书是一部郑成功略传，并说明曾在剧场多次观看郑成功的戏剧，作者认为郑成功具有“日本魂”，并在该书扉页配上了一个插图，插图右上角图片为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左上角图片为母亲田川氏。图片中央为双手挥舞着军刀的郑成功，并用文字加以说明其父为中国豪杰，其母为日本娼妓，郑成功就是双手握着日本刀，杀敌数万攻下台湾孤岛，郑氏三代颇具“楠氏”遗风。[8]这里所说的“楠氏”指日本南北朝时代河内国的武家豪族楠木氏，此说法是指郑氏三代具有武士精神，这与前述朝川善庵对郑成功的评价不谋而合。高崎修助的《鄭森偉伝明清軍談》（1886年），西村富次郎《国姓爺忠義伝·鄭森偉伝》（1886年），也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对郑成功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若松节、池田尚所编《支那歴史綱要》（成城学校出版局，1889年）的第六卷、第七卷中，对郑芝龙降清、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史实进行了论述。丸山正彦的《台湾開創鄭成功》（嵩山房，1895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郑成功的生平及收复台湾的事迹进行了系统论述。该书以大明朝的郑芝龙与日本田川氏的结合为开端，论述内容涉及郑芝龙、郑成功以及隆武帝、永历帝各个阶段的历史，是一部详细论述郑成功历史的著作，该书最后一章还附录了郑氏的遗业及在日本平户千里滨的传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丸山正彦的《台湾開創鄭成功》，该书名就已经包含了作者的政治立场，该书无疑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提供了学术支持，日本郑成功研究的政治色彩逐渐浓厚。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有宫崎来城的《鄭成功》（大学館，1903年），该书论述了从明史到倭寇与南方的海贼，再到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氏三代的历史，甚至包括了郑成功的弟弟田川七左卫门以及郑经去世后清朝统一台湾的历史，是一部详细论述郑氏三代台湾统治史的著作。田中善立的《台湾と南方支那》（新修養社，1913年），该书由过去的台湾、现代的台湾、将来的台湾、南部中国、南方那殊的福建宗教五章构成，书末附录了郑成功的相关史料。因为该书出版于1913年，所以作者所指的“现代的台湾”，正处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变革期，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因而在“将来的台湾”中作者重点研究了台湾殖民统治的优点及不足，并在最后一章指出南部中国研究的必要性并对南部中国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郑成功史料附录中，以郑成功为中心，对郑成功的父亲、母亲、弟弟七左卫门等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主要事件都做了详细介绍。该书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及郑成功的著作，发表于“日据台湾”时期的1913年，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系统分析，反映了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主流意识，为日本的台湾统治提供学术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郑成功研究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涌现出郑成功综合研究的专著，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郑成功综合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多。郑成功与同时代史研究会编的《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目録·解説·展望》（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1994年）是纪念郑成功诞辰370周年的《大航海时代的平户——郑成功与16—18世纪的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数篇郑成功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广泛，是郑成功研究的综合性专著。其中包括郑广南的《福建郑成功及郑氏贸易的研究现状》、川胜守的《日本的郑成功研究》、石万寿的《台湾的郑成功研究》、尾崎秀树的《“国姓爷”上演记录》等，极具参考价值。林田芳雄的《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汲古書院，2003年）通过对大量史料如《台湾外记》《先王实录》《闽海纪要》《海上见闻录》等的考察，从郑氏台湾政权的成立过程、郑经时代的台湾与清朝——交战与议和交错的二十年、郑氏台湾政权的统治政策、郑氏台湾的菲律宾远征计划、郑氏台湾政权的终结与清朝统一台湾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齐藤孝治的《秘話 鄭成功異聞》（いなほ書房，2013年），该书的关注点则倾向于不为众人所熟知的郑成功及郑氏后人的秘闻。而且，研究内容涉及广泛、论证严谨，令人大开眼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郑成功研究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森本繁的《台湾の開祖 国姓爺鄭成功》（国書刊行会，2014年），由“地之卷 郑芝龙的南海称霸”“空之卷 国姓爷郑成功的登场”“天之卷 国姓爷的台湾攻略”三部分构成，对郑成功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该书在郑成功登场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七岁的郑成功告别母亲和祖父回到明朝，临别前，祖父叮嘱郑成功，要坚定信念，实现人生抱负。祖父用朱熹的诗勉励郑成功“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并向郑成功讲到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义士岳飞将军的盛赞。令祖父惊讶的是，郑成功随口背诵了岳飞的诗《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9]郑成功拥有一颗岳飞式的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显然，郑成功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为英雌的，这与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中所述“吾大东日本之人”，染崎延房的《台湾外記：一名国姓爺》中所述郑成功具有“日本魂”，具有“楠氏”遗风的武士精神的论调截然不同，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

关于郑成功历史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明治时期丸山正彦的《平戸における鄭成功》[《史学雑誌》6（10），1895年]对郑成功与日本平户的历史进行了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松浦章的《〈鄭成功研究論叢〉の紹介によせて》[《史泉》（61），1985年2月]，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郑成功研究论丛》所收录的论文及中国郑成功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综述。林世景的《鄭成功に関する評価の再考》[《国学院大学紀要》（27），1989年3月]，此长文从另一个侧面，即从郑成功是否忠于南明王朝的角度对郑成功进行了再评价。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开始论述，包括郑成功与明朝、与清朝的关系、“南下勤王”、与清朝议和、台湾政策几方面重新对郑成功进行了评价，指出中国对于郑成功的评价过高，清朝、台湾、中国大陆对郑成功的评价都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且不同时代，当局对郑成功的评价都是鉴于人心所向，郑成功被神化是古今东西政治政策常用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果主要有星佳生子的《鄭成功の族譜に対する再考察―その一》[《アジア文化研究》4（4），1997年]，通过对郑成功族谱的考察，对中国郑成功祖先的认定，即郑成功一族为同安县人、闽南人，并非客家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可信赖的《郑氏宗谱》的考察，作者指出郑氏一族应该为宋代移居闽南的客家。但是，宋代入闽的汉族即使是客家，其子孙现在也是闽南人，闽南人与客家很难区分，现在的客家研究以是否保持客家文化、是否说客家语为认定标准。松浦章的《鄭成功——清朝とオランダに抵抗した〈国姓爺〉》[《しにか》11（10），2000年10月]，论述了郑成功抵抗清朝与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事迹。此文还对其父亲郑芝龙、儿子郑经及孙子郑克塽进行了简单介绍，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些极具史料价值的原典文献，具有参考价值。郑成功的《台湾を独立に導いた英雄——明軍率い清に最期まで抵抗》[《政経人》48（10），2001年10月]，以郑成功在日本的子孙为切入点，论述了郑氏系谱、郑氏在日系谱，并由此引出了郑成功在平户诞生、郑成功与妈祖信仰、驰骋南海的父子、郑成功与隐元禅师、郑成功的教育、明国的郑森、郑成功的成长等一系列郑成功的经历，指出郑成功是中日双方共同的英雄。片倉佳史的《新台湾紀行（6）台南——民族英雄“鄭成功”と台湾の歴史》[《東亜》（447），2004年9月]，以叙述的形式从古代中国世界与台湾的接触、“民族英雄”郑成功、台湾各地的郑成功传说、祭祀郑成功的异色神社、被为政者利用的“英雄”、探访现在的开山神社几方面叙述了台湾郑成功的历史。山添啓司的《林田芳雄〈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東洋史苑》64，2005年1月），分别从郑氏台湾政权的成立过程、郑经时代的台湾与清朝、郑氏台湾政权的统治政策、郑氏台湾的菲律宾远征计划、郑氏政权的终结与清朝的台湾统治对林田芳雄的著作《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进行了评论。蔡易達的《連雅堂撰〈臺灣通史〉訳注（第2回）卷二建國紀（前半）〈解題〉国姓爺合戦と鄭成功の歴史的評価》[《帝京史学》（30），2015年2月]，从东亚的海域利用、倭寇、郑氏一族的兴亡、国姓爷合战、郑成功的历史评价五方面进行了论述，重点论述了不同时期郑成功的历史评价，指出在西洋殖民者眼中，郑成功是海贼、恶魔；在清朝看来，郑成功是边境开拓者；在日据台湾时期，郑成功被视为日中（台）融合的象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看，郑成功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在台湾汉族系住民看来，郑成功是通过战争帮助台湾人建立的外来政权；在台湾原住民看来，郑氏是侵入者、镇压者。

以上日本学者关于郑成功历史的研究，也是立足于郑成功的本体研究，这些研究使郑成功的历史更加明朗化，推进了郑成功研究的发展。同时，立足于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学者郑成功研究的政治立场也有所不同。江户时期、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一直以郑成功是日本人或者郑成功的日本血统而自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森本繁在《台湾の開祖 国姓爺鄭成功》中，指出郑成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拥有“精忠报国”赤子之心的英雄。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从对郑成功身份认同的关注转向对郑成功历史的综合研究，日本郑成功研究关注点的转变揭示出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的变化，这种转变也是中日关系这一内在因素变化的结果。